“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 ”

教宗對經文的意見,置放在一個教牧語境中,是可以完全理解的,但這也恰好反映出一個釋經學的重要原則:即文本的表面或直接意思(plain meaning of the text)必須重視,它有可能會令人感到不安、令教會感到尷尬,但當中往往蘊含著豐富的神學意義,有待更謹慎的釋經的探討和神學詮釋的發掘。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 ”,耶穌既這樣教導,讓我們就這樣祈求天父吧!

在公義的路上遇上復和

復和與公義非但不是此消彼長,非此即彼的兩個概念,真正的復和是必須擁抱公義才得以成就,公義是復和的基礎,而復和則是公義的目的。

政局發展有四種可能 教會復和是唯一道路

耶穌求的就是一樣,信徒合一,以合一為見證,使世人知道及相信福音。面對如此清晰的召喚,我們稱為基督徒的,難道可以同堂聚會不相往來?甚至公然指責互相論斷勢成水火?不可以的。

港大、TSA,與教會「另類群體」

今天若我們不問政事,只會任憑政權繼續干預教育事務,家庭繼續受奴役。當教會是香港的主要辦學團體,教會在家庭和教育有美好的信息和願景,就必須在教育事務上積極參與和表達意見,才是進入世上的鹽和光。

現代性的濫觴

早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德語的思想界已着手探討基督宗教與現代社會:從思想史的視域,西方的現代性造端於何時?歴史學者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將西方的現代性上溯於十四、五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而哲學家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視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為現代性的搖籃;神學家恩斯特.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反駁狄爾泰的主張,指出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才是現代社會的精神泉源。 當代研究十四、五世紀西方歴史的學者大都同意,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並不必然反對宗教思想、敵視基督信仰,這具體展現於當時的文藝巨匠無不以基督信仰作為其作品的主重要課題。然而,文藝復興卻是以新的理念把握宗教精神,而藝術家均以這種新的時代精神鎔鑄於他們的創作之中。華人神學工作者若要究察基督信仰與現代精神的底蘊,文藝復興肯定是一片尚待深耕的研究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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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掌權者?

《彼得前书》2:17用了同一個動詞「尊敬」(honor)來顯明基督徒對「眾人」並「君王」。從字面看,彼得仿彿高舉掌權者,呼籲基督徒要「順服、尊敬」他們;但實際上他把凱撒貶低,把他與凡人列為同等。但同时,彼得用「敬畏」(fear)对待上帝。也就是说:「『人』–包括凱撒,你們總要『尊敬』(honor);唯獨『神』,你們務必要『敬畏』(fear)。」

「武力」、「暴力」,和教會的譴責

暴力確是發生了,教會必須譴責。譴責不單是指出過去的錯誤,亦能叫社會更趨完善。教會作為世上的明燈,亦是愛和平的群體,誠然是責無旁貸。

中環,是抗爭苦路第一站

佔中,不是一次激昂的豪賭,事後重回以往「正常」忙碌生活;佔中,是一個集體決志,以後要堅持過一個抵抗霸權,抗禦專制,揭穿謊言的自由正直人生。向政治現實低頭,隨波逐流,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世故的明智選擇。但無論哪個時代,一個對社會有理想,有承擔的人,不可能安於社會現狀,反而要為社會進步發出逆耳忠言。

«腓利門書»對奴隸制度的顛覆

這種解經只會令年輕人認為聖經談的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救恩,當他們追求世上的公義時,信仰變成可有可無。然而,真正有問題的不是聖經,而是教會對聖經的解讀。聖經的訊息既超越政治的層次,卻又充滿政治的含意,也許這就是教會老一輩和年青一輩都需要聽的訊息。

關懷香港(一):對信徒的牧養和對市民的見證

今時今日教會不能倖免,同樣要面對社會爭議帶來的各種衝擊,同樣要處理群體分化的不同危機。信徒和教牧自然會討論政改、當然可以討論政改,但我們沒有必要讓政改完全佔據我們的議程。教會對香港的關懷不應該被約化為支持佔中與否、公民抗命與否。教會的牧養和見證應該是更全面、更長遠的,教會應該關懷香港的遠景,為下一代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