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滕近輝牧師處身今天，他會如何回應大時代的挑戰呢？」這或許是今天香港關心政教關係和教會史的學者思索的學術問題，同時也可以是信徒和教牧的問題。
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如果「問者」真的以嚴謹的歷史和神學進路認真地探討，這當然有其學術的意義和價值。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知道「如果滕近輝牧師處身今天，他會如何回應」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即使我們可以從滕牧師（「牧者」）的著述和講章中整理出一套所謂滕牧師的社會政治觀，並在這基礎上揣測他對今天大時代挑戰的回應，我們仍然要注意：
a) 這是揣測，只是可能性，有必要理解這揣測當中究竟有多大的不確定性；
b) 任何揣測只是「問者」的個人觀點，不同的「問者」即使在相似的方法論下，依然會有不同的揣測和結論；
c) 這些著述和講章都是「牧者」在當時他所處身的語境下的文字和聲音，不但不是今日我們處身的語境，也缺乏了當時語境和今天大時代語境之間的重要歷史進程。人是時空間的存有，他往往今天會做出在二、三十年前不曾也不會做出的決定，不但因為他今天處身在不同的語境中，並且他的認知、感受和判斷等都經歷了這當中歷史進程的洗禮。
d) 更重要的是，不僅語境不同，不僅當中多了一大截的歷史進程，「牧者」自己靈性生命在其信仰歷程中的成長、認知和領受，很可能也有了重大銳變。「牧者」生命的銳變對其處身於今日大時代，面對大時代的挑戰不可能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如果「問者」不可能有「牧者」今日的生命狀態，他自然不能武斷地確定「牧者」會如何回應今日大時代的挑戰了。
作為一個學者，我固然尊重學術探討，也會有興趣。正如經歷了兩年時間的世紀瘟疫，我們不但知道防疫一定要有科學的依據，但同時也理解科學有其局限。正因為病毒會不斷隨著時間變異，我們對病毒和傳染性的認知也需要不斷更新。我的意思因此絕不是要否定嚴謹學術探討的意義，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嚴謹的學術探討亦有其局限，學術探討的結果可以有參考和啟迪的意義，但不能盲目視為權威性。
「如果滕近輝牧師處身今天，他會如何回應」當然不只是學術問題，在平時言談中，我也曾聽過信徒和教牧提過類似的問題。除了上述的分析和局限外，我希望更進一步指出，這些問題對於今日面對大時代挑戰的教會的實質意義恐怕不大，對於信徒和教牧沒有什麼實質性裨益。
是以，當人問「如果滕近輝牧師處身今天，他會如何回應」，我的回答總是，這不是我所關注的問題，這或許也不是今天教會亟需回答的問題。與其問「滕近輝會如何回應」，不如問，「滕近輝牧師在他的時代的生命見證給予我們什麼屬靈資源，展示了什麼靈性智慧，如何啟迪我們更好地回應今天時代的挑戰？」
重要的是，我們尊敬的滕牧師有如大衛那樣「在世的時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睡了。」或說（或譯為）「按上帝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使徒行傳》13: 36）換言之，我們今天因著上帝僕人生命的美好見證感謝上帝，因爲上帝僕人在他的時代按著上帝旨意做了他該做的見證。至於滕牧師在另一時代中會如何服侍，會有怎樣的見證，容許我借用耶穌對彼得的話說，這「跟你有甚麼關係呢？你跟從我吧！」（《約翰福音》21: 22b）
事實上，連我們自己也不可能回答「如果我們處身於下一代或處身另一時空，我們會如何回應那時代或那時空的挑戰？」重要的是，既是處身於這屬於我們的時代，我們要如何回應這時代給予我們的挑戰？「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希伯來書》12: 1a），我們是否可以有如他們那樣，按上帝的旨意在今日時代的語境下服事我們同時代的人，做成該做的福音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