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ies: 精選

文藝復興的現代新人

十五世紀德語的神學家古薩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的創獲,乃對人性的理解,別出機杼,發前人之所未發。人最極致表達自己作為上帝的被造物,不在於接受一切均被安頓的本然,她既為上帝所創造,卻同時擁有不能窮盡的創造能力。人只有在創造中,才能完成其本性,行使她的自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在古薩這種人觀的影響下,傳統因著希羅思想而產生基督信仰對世界的猜嫌一掃而空,反之,世界乃人躬身力行之處,為人性的實踐提供無限的機遇 。

現代性的濫觴

早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德語的思想界已着手探討基督宗教與現代社會:從思想史的視域,西方的現代性造端於何時?歴史學者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將西方的現代性上溯於十四、五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而哲學家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視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為現代性的搖籃;神學家恩斯特.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反駁狄爾泰的主張,指出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才是現代社會的精神泉源。

當代研究十四、五世紀西方歴史的學者大都同意,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並不必然反對宗教思想、敵視基督信仰,這具體展現於當時的文藝巨匠無不以基督信仰作為其作品的主重要課題。然而,文藝復興卻是以新的理念把握宗教精神,而藝術家均以這種新的時代精神鎔鑄於他們的創作之中。華人神學工作者若要究察基督信仰與現代精神的底蘊,文藝復興肯定是一片尚待深耕的研究沃土。

朋霍費爾的生命複調

朋霍費爾用“生命的複調”(Polyphoniedes Lebens)來比喻上帝的愛和此世生活的和諧。對上帝的愛並不在遙遠的彼岸,而就發生在對此世所經歷的一切的接納當中。正是因為有對上帝的全然的愛和信任,此世生活中不可承受的輕與重、樂與苦被他當作演繹整全生命的不同旋律欣然接受。

作家梅頓:“寫作就是去愛”

對梅頓來說,寫作成了他去接近生命、去愛,去還債的方式:“對我而言,寫作可以說是或接近於生命本身單純的工作:寫作就是去愛,它是探究和讚美,是懺悔和上訴。愛需要見證,不是為了使自己確信自己的存在(“我寫,故我在”),而是為了償還我對生命、對生命、對世界、對他人的負債。好的作品恰恰是由於裡面充滿愛。最好的素材就是直白的懺悔和見證。”

雨傘與天國

其實雨傘運動參與者追求和渴望的,並不止於真普選。無私分享、各盡所能、無分貴賤的社群生活,的確開了眾人的眼睛,叫人看到深藏在生命深處,對美善和公義國度的渴求。

回頭看,佔領區當然不是天國,但或許我們在當中經歷的,正是出於上帝的憐憫,祂讓我們在世俗和功利的社會裡仍能經驗到一點點公義和仁愛。

下一里路

在固有的儒釋道中,中國的騷人墨客已經找到靈魂棲息之所,為甚麼還要問道於與我們心性迥絕的基督宗教?為甚麼還要仰望那十字架上受苦的人子?教會若不能有效地回答國人這樣的質詢,恐怕在可見的將來,基督教只能夠繼續徘徊於華人社群的邊陲。

聖誕最受忽視的人和信息

耶穌的父親約瑟或許是聖誕故事中最受忽視的人,但事實上,約瑟的角色一點不可少、一點也不輕,作為馬利亞背後的男人,約瑟的「退」與「隱」與馬利亞的謙卑與順服同樣重要,都是我們生命的楷模。
不僅如此,聖誕故事還有一個很可能是我們最忽略的革命性信息:上帝在祂的恩典裡,竟然信任一對年紀很輕的夫婦,讓他們參與祂的救贖大功,甚至把照顧人類救世主的大任完全交付他們。

路加的聖誕故事 ——在帝國唱一曲不同的“彌賽亞頌歌”

《路加福音》成書時,奧古斯都已經去世,他所建立的“羅馬統治下的和平”(PaxRomana)已接近百年,維吉爾的“彌賽亞頌歌”在帝國各地被傳揚。路加刻意將耶穌的誕生放在羅馬帝國的場景下,意在敘述了另一曲“彌賽亞頌歌”。

撕裂 • 對話(一):廣泛和深層次的對話

網絡社交平台近幾個星期湧現的unfriend潮和退出潮反映了我們正在被非理性的憤怒和不寬容淹沒。在巨牆和雞蛋之間,我們又迅速地為自己築起了更多的牆。

現時香港社會的對立、衝突和撕裂是廣泛和深層次的,因此,社會需要的溝通和對話也應該是廣泛和深層次的。一方面,政府的政改方案必須有充分的民意支持,才會有認受性,另一方面,社會也需要透過充分的聆聽和積極的對話,形成成熟和理性的民意,否則,恐怕只有情緒化的民意和非理性的群眾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