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罷林本利教授〈道德誠信〉一文，赫然發覺監察企業的各種組織著實不少：董事局、核數師、銀行、機構投資者、証券分析員、評級機構，及政府部門等，應有盡有。然而如此豐富的社會機制，似乎完全扭轉不了企業日趨聲名狼藉的惡果。可知道，人內裡質素惡劣的話，單以制度為解決問題的核心，只會成為浪費社會資源兼沒完沒了的博奕遊戲。公共價值的重要性，在此可見一斑。
話雖如此，一向慣於功能性看事物、相對性看道德的西方社會，霎時間要討論這麼大是大非的人性問題，自然傾向把價值觀幼稚化，把人觀也幼稚化，到頭來還是往無無謂謂的制度方案裡鑽。好像最近英國下議院便有人動議為銀行業高層設立認可專業資格。不是嘛，教人半生跑試卷的會計專業制度亦未能防止業界巨擎Arthur Andersen的覆亡，我們又何以期望在金融業會出現奇蹟呢？有時不禁奇怪，社會總是有一股普及心態，將「把人變得更好」的重任，看為既是沒有甚麼可以做，做了也不能期待有甚麼成果的事情。舉個例罷。我們不時聽見一些政治人物以空洞口號呼籲港人必需「同舟共濟」、「共渡時艱」，又或者一些企業領袖對員工喃喃地訓示誠信如何重要云云。為甚麼在眾多重要決策中，唯獨那涉及提升人心質素的，就會用上這等講者聽者都心照不宣的蠢方法？久而久之，我們都不知不覺地把教育公共價值的挑戰視為兒戲，不過是暗示「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的循例手續。結果就是把這重任邊緣化，以多幾項監管機制取而代之。
職場價值觀的建立，當然並不是靠幾句呼籲、幾項政策所能達至的，而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成果，沒有捷徑。但現今社會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缺乏能夠真正代表嚴謹公共價值身份的機構。政府固然不能擔當這角色，教會又被社會主流意識輕視。大學本來是這方面的一大支柱；可知道，香港人一向很尊重教育事業，也很尊重高等學府。在香港還是只有兩所大學的年代，大學生雖然有點不可一世，但骨子裡仍會因著自己的身份，而有一份使命感、有操守，懂得自重。這種潛移默化源於大學本身不單是知識的權威，亦是見識的權威，是社會中極有份量的聲音。但近十幾年來，不論在香港或在英美，大學逐漸變成百貨公司，產品迎合市場口味，顧客永遠至高無上。培訓跟教育就是有這樣的分別：學生交了學費，你教他一技傍身，’arm’s length transaction’是也，你還想充當甚麼權威、甚麼聲音？
多年前在美國唸本科的時候，鄰校哈佛正如火如荼地辦商業倫理課程，事緣前證監主席John Shad有感華爾街烏煙瘴氣，捐了高達二千萬美元要求哈佛商學院做點事情來(可知華爾街高層如同HBS舊生會)。以今天的光景衡量，這筆投資顯然已成了「捐款迷債」。價值觀的教育是身份與見證的教育，不是單靠辦甚麼課程可以了事的；正如父母教育子女也必要以身作則，不能靠講。我們站在這時代中，代表著、見證著甚麼價值觀呢？這永遠是首要的考慮。這本是顯淺的道理，不知道社會何時才有這樣的共識？
【 原載於2009年03月1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