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的11月24日，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去世。他是二十世紀美國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康奈爾大學、麻塞諸塞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任教。
羅爾斯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修正了社會契約論的出發點，駁斥功利主義， 以“正義即公平”的概念作為政治哲學的指導原則。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的自由主義》中，他又把這個原則作了少許修正，以處理多元社會中的爭端。
羅爾斯提出，第一、每個人都享有不能被剝奪的主張（要求），使他可以充分擁有對等的與平等的基本自由權。這些基本權利包括自由權、公民的各種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第二、在滿足第一項前提下，社會可以容許不平等存在。但是這種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只能在以下這兩個條件下發生：
a）限定在大家都有平等工作機會的場所；
b）不平等的考量對社會上最劣勢的族群作最大限度的開放，這就是所謂的“差別原則”。
過去40年來，可以說羅爾斯是對“政治自由主義”具最大影響的人。絕大多數的哲學和政治學教授都相信，羅爾斯的理論一定是與宗教的前提無關——羅爾斯對多元化社會中彼此衝突的信仰和道德原則，應當如何相處、互重，提出了一個政治上公平、公正的原則，這個原則不建立在任何固定的宗教和道德系統上，他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世俗的解決方案，沒有任何宗教的背景與價值觀。
然而2002年，羅爾斯逝世後，兩個重大發現讓這些學者跌破了眼鏡。
人們在他的檔案中發現一篇寫於1997年的短文，題目是“關於我的宗教”（“On My Religion”）。不久之後，人們又在圖書館裡找到了他1942年在大學四年級時寫的一篇畢業論文，題目是：“簡要探索罪和信心的意義：一個根據社區觀念的詮釋”。這篇文章的出現在政治哲學界帶來很大的震撼，學者們驚異它的深度。在極大程度上，他大四的思想就已經在學術立場上定了型！
基於這兩個重大發現，2009年3月18日，羅爾斯的兩位高足，納格爾（Thomas Nagel）和科恩（Joshua Cohen）合寫了一篇題為《羅爾斯：關於我的宗教》（John Rawls: On My Religion）的文章，發表在《泰晤士報》網路版。這兩位名教授本身也是無神論者，使得這篇文章更具特殊意義。
“（1942年）這篇論文是一位21歲人的極其出色的作品。那種智識上的力度，以及道德和精神上的動力都躍然紙上，日後成名的羅爾斯已經在文中浮現。”
在論文中，羅爾斯這樣說：“政治哲學的目的就在保護合理的信心，特別是相信可以建立公正的，由憲法維護的民主政體。這種信念塑造了我們對整個世界的看法。如果合理範圍內保持公正的社會是不可能，那我們要質疑，人在世界上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羅爾斯把“公正”的訴求與人生意義綁在一起，這是何等的高度！由此可見，他對公正的盼望之深了。
根據納格爾和科恩的分析，這篇論文有很清楚的宗教信念，強烈地傳達：罪、信心和上帝臨在這三者的真實性。論文的第一個基本假設：有一位超自然的存在，基督徒稱之為上帝，他借著耶穌基督表達了出來。羅爾斯這篇成熟的作品強調堅定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而且，這個要求是“不容妥協”，也是“絕對不可分割”的。
其次，這個從宗教信仰出發的信念與他後來的道德與政治學的中心理念“正義論”，有著複雜和啟發性的相關性。這篇論文讓我們看見，他後來絕大多數的政治和倫理學論點，都已經在此有了雛形，而且這個雛形是建立在他所理解的基督教道德觀和神學上面，這幾乎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幾乎沒有現代人不知道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觀念，以及追求幸福、公正、公平、愛心等普世價值。但是，絕大多數人以為“自由主義”這個政治理念是完全建立在理性和世俗的原則上。縱使宗教人士依然堅持自由與平等來自上帝，但是宗教語境從來就不是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軸。今天的自由主義可以把一切宗教的包袱拋進垃圾堆，傲然地挺立在“合理”和非宗教的基礎上。
然而，事實是，羅爾斯的“正義論”、“自由主義”與基督教的語境不可分開。羅爾斯對社會契約論的修訂讓我們看到，單從啟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盧梭）的契約論所推演出來的人權思想，有可能只讓有才能、有資源的強者脫穎而出，強制弱勢族群跟著他們的利益走，整個社會由功利主義和精英掛帥，而背離真正的普世價值。
（本文摘自〈罗尔斯《正义论》的灵感来源〉, 原載於《境界》電子雜誌2013-11-25，蒙《境界》允許刪減轉載。《境界》新浪官方微博「境界Territory」，微信号「ijngj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