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濟與政治前景的不明朗，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不但基層充滿無望感，連中產群體也憂慮在社會階梯中下滑，社會瀰漫著一種坐困愁城的不安。中港矛盾投射在民生的問題上，使新來港群體逐漸成為社會中的「他者」，不再被視為「自己人」。以往的獅子山下的同鄉同里、互助精神，仿佛盪然無存，逐漸被零和博弈的局面取締。
一名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女孩因偷渡來港，多年來拿着「行街紙」過活，去年終於考入港大修讀醫科，並拿到身份證，成為香港的合法居民。最近，她在面書（Facebook）上想藉著分享自己的經歷去鼓勵應屆文憑試考生，竟遭大批網民以粗言謾罵，叫她「滾回大陸」。面對無情的指控，她唯有關閉面書戶口，並為自己表達能力不佳向公眾道歉。[1] 在教會群體中，一位牧者分享有教會轄下的學校，縱然有不少新來港學童入讀，也不敢為他們提供太多的協助，免至引起校內中產家長不滿及分化。
在社會福利政策上，已一段時間沒有聽聞的概念 — 「不值得幫助的窮人」(the Undeserving Poor) 至今又再浮現，用以界定誰才是配得幫助的弱勢社群的。簡單而言，「值得幫助的窮人」，是那些不是因自身可避免的原因而導致貧窮的人，而那些基於個人原因而自招貧窮的一撮，就是不配得援助的。不少人認為，內地人嫁給香港人或雙非家長來港產子是他們自願的，因此無論兩地政策有多大的漏洞，他們的家庭及孩子陷入困境，也是自作自受，「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不值得運用社會資源去幫助他們。
新來港人士應否接受幫助，甚或領取綜援，牽涉到極具爭議性的社會資源分配問題。有人認為公義應建基在多勞多得的公平分配原則上；也有人會用經濟價值去衡量一個人是否值得被社會接納，以尋求社會的最大「利益」。但從信仰的角度思考，我們又會否就是葡萄園的僱工 (參馬太福音廿1-16)，不滿遲來的工人被「優待」，就埋怨園主不公，忘記了我們都是活在恩典下的一群呢?
神學家潘霍華曾說:「教會之所以是教會，是因為她是為他者而存在的群體 … 不是支配，而是幫助及服侍」(The church is church only when it is there for others … not dominating but helping and serving)。[2]跟隨基督，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權利，服侍教會以外的他者，那些社會都認為不配的邊陲群體，讓他們的尊榮在天父恩典中恢復。這不是因為困乏的人需要教會，而是教會需要他們，才是教會。
活在敵我分明的社會中，當感覺到自己所擁有的被侵蝕時，我們都容易隨着社會的洪流去捍衛自己的權利，甚至在社會公義的旗幟下向「他者」說不，高舉排拒主義(Exclusivism)。唯有活在十字架之下，教會才會明白，在我們還作罪人時，基督捨身的愛原來是如此顛覆性地向我們顯明的。倘若我們都是在十字架下被釋放的巴拉巴，又有誰可先拿起石頭去判決，劃那配與不配的界線呢？
若要問誰是那不配受幫助的窮人，也要先問自己誰是那不配擁有的富人(Underserving Rich)。
註釋：
[1] 梁杏怡:「行街紙女孩」：香港是我長大地方。«明報»，2014年4月17日，港聞版。
[2]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volume 8.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0), p. 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