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的禮儀（liturgy），這字來自希臘文 leitourgia，原來意思是「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是泛指政治層面的服務。這意思似乎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教會禮儀不盡相同，禮儀多是指敬拜，對上帝的服侍，在教會內進行。但原來「對上帝的服侍」與「公共領域中的服侍」是不能分割的。
Charles Mathewes 在他的書 A Theology of Public Life [1]提出，我們應理解信徒的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為信仰的一部份。當信徒本著信、望、愛在社會履行公民義務的時候，他們的參與不單是政治層面的，也是信仰層面的。[2] 他認為，基督教的上帝是三位一體、生命開放的上帝，而既然上帝的兒子基督也已親臨世上，因此教會在地上作為基督的身體，也應對他者全然開放，積極投入（engage）公共生活。這「投入」不單是純粹的對話（dialogue），而是公共生活（public life），好像基督那樣，投入與他者建立關係（communion）。[3]
Mathewes認為，信徒生活本來就是活在人前，這「公共性」是不可或缺的的，我們「投入」公共事務，是為上帝而投入的，也可以影響別人的生命，特別是他們對主國度的期盼。[4] 所以我們今天的公民生活作為一種禮儀，其實是延伸將來天上更偉大的禮儀。[5] 作者認為信徒應本著信、望、愛精神來實踐公民的本份，從而實踐聖經的教導︰以信仰內容豐富公共生活、以盼望來批判現有制度、和以愛心服侍鄰舍。[6]
Mathewes所提出的，其實是要回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就是在公共空間，很多人（甚至信徒自己）也質疑宗教信仰怎樣能在公共議題的討論中立足，或有沒有「牌照」在公共空間中發言。近年來「公共神學」成為熱門課題，討論多是從公共空間出發，試圖「證明」信仰發聲的合法性。但 Mathewes 指出，信徒首先要問的不是信仰在「公共生活」的位置，而是「公共生活」在信仰的位置，不是「上帝與政治何干？」，而是「政治與上帝何干？」[7] 當我們從信仰出發，探討公民身份的屬靈意義時，便會發現原來公共生活在神學中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例如教會的聖餐（communion），若從公共生活出發尋找聖餐的意義，就好像找不到聖餐與社會有什麼關係。但作為禮儀（liturgy，即 “public service”），原來聖餐是信徒在公眾面前應活出來的生命。John G. Flett 提醒我們，福音本身就是使命性的，是向外表彰一個有生命、有關係的三位一體上帝，這意味教會在本質上亦是一個向外的群體，她本來就是一個公共體（a public），向世界說話。而聖餐正是表彰基督願意開放與人和好的邀請，是一個延展基督的 communion 的 communion，因此聖餐是向所有人說話（addresses humanity），而不單向那些已接受救恩的人。[8]
而且，是我們很多時候將屬靈領域和物質世界分割了，也將公共和個人分割了，以為聖餐只是處理我們屬靈的問題。但 J. Todd Billings 提醒我們，當信徒領受杯和餅時，他們領受的基督身體，是那有血有肉、與人交往、甚至有政治影響力（social and political）的基督，我們根本不能將天上和地上的基督分割。[9] 信徒把屬世的事完全留給世俗社會，只會把基督的一部份也丟了，也很容易在政治的事務上跟隨了一些世俗意識形態。我們領受聖餐，是被呼召去活出基督在世上的使命，不是在天上的使命。
我們不是進入教會就放下公民身份，也不是進入社會就放下信徒身份。原來在神學上，信徒作為公民既服侍上帝，也在公共領域中服侍人，兩者是不能分割的。
註釋：
[1] Charles Mathewes, A Theology of Public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同上，頁26。
[3] 同上，頁129-31。
[4] 同上，頁26-27。
[5] 同上，頁146。
[6] 同上，頁166-168。
[7] 同上，頁10。
[8] John G. Flett, “Communion as Propaganda: Reinhard Hütter and the Missionary Witness of the ‘Church as Public’”,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62.4 (2009): 457–476.
[9] J. Todd Billings, “The Lord’s Supper and the Church’s Public Witness,” Theology Today 67 (Apr 2010): 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