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厄瓜多爾東部叢林發生的一件事情,牽動了全世界基督徒的心。五位進入奧卡人(Auca)領地的年輕宣教士突然失去了音訊。後來,我們都知道,他們被奧卡人殺害。五個宣教士死了,但故事沒有結束,其中一位宣教士的遺孀伊麗莎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繼續丈夫未盡的事業,帶著孩子進入奧卡人村落,與奧卡人生活在一起(奧卡人對婦女兒童的敵意比較小),為他們治病,傳講福音,領人信主。[1]
多年以後,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兒子決志信主,他回到父親被殺的那片河灘,在那河中受洗。而施洗的牧師,正是當年刺殺他父親的年青人。多年以後,時刻活在殺戮和報仇中的奧卡人經歷了宣教士遺孀的饒恕與愛之後,族群中不再有殺戮。被害者與殺人者的族群共同迎來了新生。[2]
另一個相似的著名例子,當屬曼德拉在南非所展示的種族和解。曼德拉被囚於「活地獄」羅本島監獄達二十七年之久,他走出監獄之時,卻不帶半點怨恨,因為他知道,唯有愛與饒恕,才能讓人得著自由;唯有黑人和白人成為兄弟、昔日的敵人成為今天的夥伴,南非人才可以有新的開始。
其實,在我們的身邊,在中國,也有這樣一個為人遺忘的真實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4個18至21歲的失業青年潛入南京一棟別墅行竊,被發現後,他們持刀殺害了屋主德國商人普方及妻子、兒子和女兒。這起特大涉外滅門慘案很快結了案,4名兇手被法院判處死刑。
在法庭上,普方的親友們見到了這4個剛成年不久的兇手。兇手看上去就像剛剛逃出課堂、愛搞惡作劇的孩子。普方的岳母做出了一個讓中國人覺得很陌生的決定——她寫信給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個年輕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的四个亲人已经死了,我永远失去了他们。四个凶手被判死刑,改变不了现实。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免除他们的死刑。”[3]。
對中國人來講,這個請求是如此地陌生與驚駭。不僅如此,當普方的親友瞭解到這4個來自蘇北農村的年輕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正式工作後,他們發起、成立了普方協助會,致力於改變蘇北貧困地區的教育現實。普方的親友們深信:“年輕人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就有可能獲得一份工作,生活多些機會和希望,或許那樣就不會行竊,更不會去殺人。”
14個年頭過去了,普方協助會持續不斷地投入人力、物力,以改變貧困地區的教育。許多受資助的窮孩子已經大學畢業,走上了不錯的崗位;許多被資助的女孩已經做了媽媽,以感恩之心來養育自己的小孩。[4]
面對喪親之痛,普方的親友們有理由選擇憎恨、選擇詛咒、選擇永遠離開中國,這些都是合理的。可是他們卻選擇了饒恕與愛,選擇相信饒恕與愛所帶出的力量,選擇將悲劇化為祝福——改變中國落後地區的教育。
正是以上這些不可思議的個人抉擇,改變了歷史,令個人、甚至整個族群脫離了“冤冤相報”的循環。正如“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以弗所書》2:14),上帝道成肉身的饒恕與愛,令人類與他得以和好,人與人之間的饒恕與愛令人類社會擁有真正的和平共處。
落筆之時,昆明火車站的襲擊案還歷歷在目,暴力與仇恨充斥襲擊者的內心,但又何嘗不是充斥着受害者親友的內心呢?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最正常不過的解決方式,但也將所有人牢牢地鎖在仇恨的枷鎖之中,讓仇恨代代相傳。唯一的轉機,就是饒恕與愛。唯有饒恕與愛才能切斷這仇恨之鏈,為雙方族群帶來救贖與新生。
註釋:
[1] 參見Elisabeth Elliot, Through Gates of Splendor (Harper & Brothers,1957).
[2] 奧卡人藏在密林深處,與世隔絕,視外來者爲敵人,善於使用長矛和砍刀進行偷襲,部落內的各個家族之間也世代仇恨,孩子們在很小的時候就學習如何殺戮和復仇。參見Steven Saint, End of the Spear (Tyndale House, 2005).
[3] 相關新聞,參見http://news.qq.com/a/20091230/001268.htm。最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沒有考慮普方家屬希望寬恕被告的願望,駁回了4名被告的上訴,維持死刑判決。
[4] 普方協助會特別關注女童教育,他們認為:女孩将来是要当妈妈的,而妈妈在孩子成长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