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厄瓜多爾東部叢林發生的一件事情，牽動了全世界基督徒的心。五位進入奧卡人（Auca）領地的年輕宣教士突然失去了音訊。後來，我們都知道，他們被奧卡人殺害。五個宣教士死了，但故事沒有結束，其中一位宣教士的遺孀伊麗莎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繼續丈夫未盡的事業，帶著孩子進入奧卡人村落，與奧卡人生活在一起（奧卡人對婦女兒童的敵意比較小），為他們治病，傳講福音，領人信主。[1]
多年以後，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兒子決志信主，他回到父親被殺的那片河灘，在那河中受洗。而施洗的牧師，正是當年刺殺他父親的年青人。多年以後，時刻活在殺戮和報仇中的奧卡人經歷了宣教士遺孀的饒恕與愛之後，族群中不再有殺戮。被害者與殺人者的族群共同迎來了新生。[2]
另一個相似的著名例子，當屬曼德拉在南非所展示的種族和解。曼德拉被囚於「活地獄」羅本島監獄達二十七年之久，他走出監獄之時，卻不帶半點怨恨，因為他知道，唯有愛與饒恕，才能讓人得著自由；唯有黑人和白人成為兄弟、昔日的敵人成為今天的夥伴，南非人才可以有新的開始。
其實，在我們的身邊，在中國，也有這樣一個為人遺忘的真實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4個18至21歲的失業青年潛入南京一棟別墅行竊，被發現後，他們持刀殺害了屋主德國商人普方及妻子、兒子和女兒。這起特大涉外滅門慘案很快結了案，4名兇手被法院判處死刑。
在法庭上，普方的親友們見到了這4個剛成年不久的兇手。兇手看上去就像剛剛逃出課堂、愛搞惡作劇的孩子。普方的岳母做出了一個讓中國人覺得很陌生的決定——她寫信給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個年輕人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的四个亲人已经死了，我永远失去了他们。四个凶手被判死刑，改变不了现实。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免除他们的死刑。”[3]。
對中國人來講，這個請求是如此地陌生與驚駭。不僅如此，當普方的親友瞭解到這4個來自蘇北農村的年輕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正式工作後，他們發起、成立了普方協助會，致力於改變蘇北貧困地區的教育現實。普方的親友們深信：“年輕人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就有可能獲得一份工作，生活多些機會和希望，或許那樣就不會行竊，更不會去殺人。”
14個年頭過去了，普方協助會持續不斷地投入人力、物力，以改變貧困地區的教育。許多受資助的窮孩子已經大學畢業，走上了不錯的崗位；許多被資助的女孩已經做了媽媽，以感恩之心來養育自己的小孩。[4]
面對喪親之痛，普方的親友們有理由選擇憎恨、選擇詛咒、選擇永遠離開中國，這些都是合理的。可是他們卻選擇了饒恕與愛，選擇相信饒恕與愛所帶出的力量，選擇將悲劇化為祝福——改變中國落後地區的教育。
正是以上這些不可思議的個人抉擇，改變了歷史，令個人、甚至整個族群脫離了“冤冤相報”的循環。正如“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以弗所書》2：14），上帝道成肉身的饒恕與愛，令人類與他得以和好，人與人之間的饒恕與愛令人類社會擁有真正的和平共處。
落筆之時，昆明火車站的襲擊案還歷歷在目，暴力與仇恨充斥襲擊者的內心，但又何嘗不是充斥着受害者親友的內心呢？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最正常不過的解決方式，但也將所有人牢牢地鎖在仇恨的枷鎖之中，讓仇恨代代相傳。唯一的轉機，就是饒恕與愛。唯有饒恕與愛才能切斷這仇恨之鏈，為雙方族群帶來救贖與新生。
註釋：
[1] 參見Elisabeth Elliot, Through Gates of Splendor (Harper & Brothers,1957).
[2] 奧卡人藏在密林深處，與世隔絕，視外來者爲敵人，善於使用長矛和砍刀進行偷襲，部落內的各個家族之間也世代仇恨，孩子們在很小的時候就學習如何殺戮和復仇。參見Steven Saint, End of the Spear (Tyndale House, 2005).
[3] 相關新聞，參見http://news.qq.com/a/20091230/001268.htm。最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沒有考慮普方家屬希望寬恕被告的願望，駁回了4名被告的上訴，維持死刑判決。
[4] 普方協助會特別關注女童教育，他們認為：女孩将来是要当妈妈的，而妈妈在孩子成长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