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學校 @多元開放社會

近日有報導指，本地一所基督教國際學校要求教師簽署跟隨《聖經》道德標準的聲明，其中訂明一些行為屬於「不當」，包括同性戀和其他有違一男一女婚姻的性關係，並指學校或會針對該些行為作紀律處分。有見及此，平等機會委員會即回應表指學校應有「多元共融態度」。[1]  一位立法會議員亦即時去信教育事務委員會要求就此事件討論，信中更暗示只是香港未有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法例，所以才不能告發該學校。幾天後，有同運人士歌手何韻詩指，學校應教導小朋友對不同生活方式「存開放態度」，更有人指學校做法「暴力」，計劃要到該學校門口示威。 [2]

這新聞令我反思什麼是教育。首先，很多人也會同意，教育應是對不同的事物「存開放態度」，發掘新事物。但這「開放態度」是什麼意思？依照同運人士的說法，學校應教導小朋友對不同「生活方式」存開放態度，意思大概是不應下判斷。但一所有宗教背景的教育機構，其宗教已有兩千年歷史，難度兩千年以來他們也未能就不同「生活方式」的立場有一個定案嗎？ 「開放態度」究竟是什麼意思？

神學家G. K. Chesterton 曾以張開的口（open mouth）比喻「開放態度」（open mind）︰「一個永遠維持開放的態度就好像一個永遠張開了的嘴巴，你只是目瞪口呆罷了。思想和嘴巴一樣，打開的目的，都是為了能再次閉上。」[3]  一個一直張開的嘴是沒有意思的，除非你最後能決定吃什麼，或說什麼，而在進食或說話後，嘴就可以閉上。思想也是一樣，無論你如何「開放」，最後你經過判斷後能作一個堅定的結論，並且社會容許你堅持這結論，這才有意思。 [4]

這點在教育來說，更為重要。教育應讓學生最終能在不同觀點或立場之間作出取捨，而不是舉棋不定。英文「教授」（professor）一字來自「宣認」（profess）。如果所教導的內容最終沒有哪個立場值得學生「宣認」，並堅持他「宣認」的立場，那只暗示了所教導的也沒有什麼意義。

若基督教「宣認」家庭的基礎是一男一女婚姻，那是他們已作的判斷和結論。這不是今天或昨天的決定，而是近兩千年來的傳統。而教導孩子的責任正是由老師承擔，學校要求老師遵守它所認同的傳統，是它作為教育機構的天職。

說到傳統，教育應該是經驗的傳承，是「騎在巨人的肩膊上」。但若一所學校可以一夕間將幾千年傳統價值全盤否定，那學校以後還需要教導什麼？

你或許不同意基督教對同性戀的立場，但我們不能否定這一點︰就是人類歷史幾千年以來，在幾乎所有文化裡，都以男女的結合為婚姻家庭的基礎，並不接受同性戀行為。為何基督教學校今天就不可以表達這立場？教育下一代就是叫他們隨意篡改幾千年的價值嗎？更何況是人類最基本的家庭婚姻價值！

不錯，基督徒應愛每一個人，但愛不代表認同所有行為和生活方式，更不代表要篡改婚姻和家庭定義。

說到教育應該是經驗的傳承，其實是很諷刺的。自荷蘭於2001年通過同性婚姻後，同性婚姻在全球其實只有不夠13年歷史，比中學生還要年輕！至於有議員提到「性別認同」要立法保障，更是近幾年才響起的概念，即這概念可能比小學生還年輕！當然學生應學習獨立思考，自己判斷是否支持同志運動，但當同志運動理念的實踐比學生的人生閱歷還要短的時候，我們是否要學校教他們這比他們更年輕的價值觀？[5]  可悲的是，現在所謂的「多元」社會，正是要求立法強迫所有人認同這還在實驗中的意識形態。

基督教學校堅持他們的信仰傳統幾千年來的價值，必會有些行為是不認同的，這不是歧視。若我們要營造多元社會，更應尊重不同傳統，也尊重教育本來的意義，就是對不同議題可蓋棺定論，不用模稜兩可﹔讓孩子承繼傳統，不用隨波逐流。

註釋：
[1] 〈基督教學校涉禁教師同性戀〉，明報，2014年1月24日。
[2] 〈黃耀明：出櫃識好多基督徒〉，蘋果日報，2014年1月28日。
[3]  “An open mind is really a mark of foolishness, like an open mouth. Mouths and minds were made to shut; they were made to open only in order to shut.”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October 10, 1908.
[4]  “Merely having an open mind is nothing. The object of opening the mind, as of opening the mouth, is to shut it again on something solid.” G. K. Chesterton, The Autobiography.
[5]  “[I]n a school today the baby has to submit to a system that is younger than himself. The flopping infant of four actually has more experience, and has weathered the world longer, than the dogma to which he is made to submit.” G. K. Chesterton,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