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的學校教育是十九世紀以後，工業社會出現的產物。工業社會的工業生產採取工廠運作模式，工廠進口原材料，然後在不同生產線上加工，直至貨品完成，讓質量檢定員審查貨品質量。這個過程是：輸入—加工—品質檢定—輸出。這個工廠模式與學校教育非常相似，學生入學是「輸入」，透過不同科目的學習就是「加工」，每年升留班及公開試就是「品質檢定」，最後投入勞動市場是為「輸出」。
工人 (學生) 能夠堅守崗位，投入自己的工作 (學習) ，目的是為了將來的報酬 (公開試達標) 。這就是韋伯所說基督教倫理 (Protestant Ethic) 所標榜的德行：延遲滿足 (delayed gratification) 。今世受苦而指望死後福樂，寄居人世而展望天國正正是延遲滿足的宗教信念。韋伯認為延遲滿足不單具有宗教意義，也有社會意義。例如: 工人若想懶床，但一想到會被扣減勤工獎便會立即強壓欲念而寄望將來的滿足。延遲滿足既有外在行為的規範，也有其內在的價值判斷。這種倫理觀既構成了工業社會的工作倫理也成為流行至今的教育倫理。
試細想學生內要忍受青春期帶來身心變化的困擾，外要克服人間世形形色色的誘惑，才能專心闖過一次又一次的「學習、溫習、評核」之循環。一晚接一晚的挑燈夜讀，目的只是期望在公開試後獲得佳績以升讀大學。然而問題是，香港學生延遲了自身的意欲是否真能得到滿足呢?
香港的大學 (不包括政府不資助的大專、副學士及大學課程) 入學率不足兩成。例如: 2013年，參與中學文憑試有逾八萬考生，共有逾二萬八千考生考獲大學最低要求，但資助大學本科學額卻只有約一萬二千五百個。大學學額佔整體考生人數約15%，學額之少為亞洲所罕見。即以2013年全港一百一十九間英文中學提供逾一萬七千三百個中一學額為標準，若大學入學率不變，六年後也不能吸納所有英中 (假設成績最好) 的學生。如此局限，第一組別的中中以至第二、三組別的學生又怎會滿足? 若他們認定無論如何也難以入讀獲資助的大學，其學習成果定必大打折扣。
當然，政府為了擴充大專學額，引入了私營或自資模式學額。學額問題似乎是解決了，但在沉重的學費及學位貶值的情況下，學生是否又能滿足呢?
《聖經．箴言》: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22:6) 面對客觀環境的限制，學校老師應要加倍努力：既要協助能力達標的學生競爭有限的學額，但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上進的態度，建立豐盛的生命，使他們能夠積極地投身不同的職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