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應當如何面對權勢？這是教會自建立以來而尤其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必须面对的難題。自“習李體制”執政以來，國家在政教關係方面的調整自然成為國內教會的首要關注。但若將視野局限於此，恐怕容易忽視在具體國家政策背後更加根本性的議題，那就是如何分辨本屆政府所代表的“權勢”之屬性以及對其治下大眾生活的深刻影響。若要直面這一問題，需要我們暫時超越政教關係的單一維度，來反思國家治理的整體原則。本文因此擬從新一屆政府提出的核心意識形態入手，為上述問題的深入剖析拋磚引玉。
去年11月，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其中首次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設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決定》同時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並“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 換言之，新一屆的黨中央決心在未來六年內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上述提法的意義在於，這是自中共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強國目標之後最新的一次整體性目標的推進，即實現第五個現代化。[2] 這一規劃意味著黨中央首次將政治議題擺在了國家發展的顯著位置。
在“治理”與“現代化”的最新組合中，我們看到執政者正刻意訴諸一種國家發展與進步的中性語言，以此來淡化國家行為的威權政治色彩。[3] 這樣的意識形態設計可以發揮兩方面的顯著影響。首先，眾所周知，改革實踐所推行的激進市場化改革造成了沉重的社會代價，以致民間對國家宏觀政策的調整質疑不斷。而新的話語將當下各種突出的社會矛盾統統化約成純粹的發展問題，進而把大眾的焦點從國家政策轉移到看似不可抵擋的經濟力量上。依此邏輯，大多數對政府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的批評都會由於目標被置換而自行消解。其次，新的話語借助宣揚國家治理體系的藍圖，實則肯定了政府對社會反抗採取壓制措施之於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的積極意義。因此對政府而言，大力維穩不僅合理，而且有必要通過頂層設計來進一步加強。[4]
由此可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方案既鞏固了威權體制在國家轉型時期存在的合法性，客觀上還起到置不同政見者於罔顧民族發展大義的尷尬境地之作用，從而幫助執政者在道德上搶佔了制高點。可以設想，在這般權勢下生活的人們，面對如此周密成熟的官方語言，除了就自己的生計問題偶爾發發牢騷，還能有什麼思想資源和道德勇氣去直面慘澹的現實！近年來國內年輕一代中一種所謂的“小時代”的生活方式正在悄然流行開來，也正反映出青年人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在政治領域中過於脆弱和渺小，逐漸喪失掙扎與反抗的動力。
既然如此，教會又當如何面對這樣一個不斷強化中的權勢呢？我們是否只是與政治保持距離，抑或選擇在政治權勢下順服，因為政治參與並非教會的福音使命。或许教会需要坦誠自問：是否願意蒙召去批判地參與其中，在信徒群體內外的公共輿論中去抵制、揭露和更新大眾對國家治理理念的認識；[5] 當教會為此遭到來自大眾的孤立和誤解時，是否願意坦誠分享這項行動與其福音使命之間的關係；最後，當教會為了澄清權勢的真相而受到執政者的潛在威脅時，是否願意坦然承受其中的代價，甚至犧牲。正如巴特所言，促使教會批判參與的理由其實就是耶穌自己，因為他呼召我們不要被世界上的各種權勢所轄制，而是面向世界努力活出一種與眾不同的自由，一種唯有在上帝國度中的自由。[6] 只有當教會如此行的時候，才有機會喚醒周圍的人們，同時給予他們追求真正自由的勇氣。
註釋：
[1] 新華網：《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hk/2013-11-13/c_118121862.htm
[2]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首次明確的提出要實現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的任務。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提出，在二十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3] 治理理念的提出並非本屆政府首創。早在胡溫時期，為了回應政府公共服務的日益匱乏，社會不公和兩極分化越發嚴重的局面，黨中央便提出了“和諧社會”的觀念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
[4]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將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5] Marva J. Dawn, Powers, Weakness, and the Tabernacling of God,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1.
[6] 巴特在《教會教義學》中曾提到耶穌在這方面的獨特榜樣：他“質疑所有綱領和信條。而他這樣做只是因為他享有並展示出…一種無與倫比的自由。(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2, The Doctrine of Reconciliation, 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8, pp. 1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