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典的寬恕:拿什麼來醫治人心?

Freedom-of-Press

在非法人體實驗的新聞風波告一段落之後,2007年,我來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LA-Berkeley)新聞學院做訪問學者,在那裡,我遇到了伯格曼(Lowell Bergman)教授,師從他學習新聞調查。

他曾是美國ABC、CBS製片人,新聞調查節目「60 minutes」的主創者之一;《紐約時報》記者;曾獲美國普利策「公眾服務」大獎,及電視Peabody大獎(堪稱廣播電視普利策),他也是美國新聞史上同時獲得這兩項大獎的人。伯格曼最著名的關於美國煙草業黑幕的報導,科學家維根博士曾是著名煙草公司研發部的主管,是第一個向媒體公開「煙草公司刻意隱瞞尼古丁致癌事實」的深喉。伯格曼通過維根獲得了關鍵證言,足以證明煙草公司蓄意強化尼古丁的效用,從而增加了其致癌的可能性。

然而,就在節目播出前,受制於煙草托拉斯產業和CBS內部的多方壓力,伯格曼臨時被告知該節目將取消播出。隨後,維根博士不但反被控告,甚至面對離婚和可能入獄的窘境。在真相無法傳達給民眾的情況下,兩人終於發現自己已經陷入了一場看不見的旋渦中。幸運的是,伯格曼可以動用FBI的力量24小時保護處於死亡威脅中的證人。

好在美國除了CBS,還有其他追求新聞自由的媒體。伯格曼求助於他在《紐約時報》的朋友,希望時報頭版能予刊發,於是煙草業黑幕最終被新聞界披露,真相和正義最終戰勝了黑暗。

但當伯格曼聽我講述了我在中國的類似故事時,他充滿同情的說,「我比你幸運,雖然我經歷了人生中最慘痛的背叛,來自我最信任的戰友,但畢竟我知道美國的法律和新聞自由會保護我所發現的真相,保護我。」

在扭曲的外部環境刺激下,生活裡遍佈謊言、叢生的自私、明哲保身、對他人利益的冷漠,拿什麼來守護人的心懷意念?在中國,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個病人,一個病態國家的病態個人,拿什麼來醫治人心?

2007年10月,我在學校附近的華人教會受洗。當時的我剛剛經歷官司的折磨,靠神脫離危險網羅,身心俱疲。神溫柔的手撫摸和觸碰到我心裡那個自己一直牢牢抓住的地方,我曾自以為充滿正義和無辜,他卻使我看到內心深處那個盛滿驕傲、論斷他人、與人爭競、自卑又自憐的幽暗角落。

我想到自己過去多年為自己的文章改變了一些重大事件的走向而自滿過,但多年後我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病態如故,並沒有因媒體的報導而有實質性改變,好的制度和法律無法使人自願遵守,街市依然充滿著欺騙與謊言,人心依然狡詐,人性越來越敗壞。

我這才醒悟,靠人主導的政策和制度來改變當下中國的病態何等的難。中國就像是一個經過無數患難、精神無比脆弱又沒有安全感的病人,需要從神而來的醫治和恩典。現在我深知,自己不僅是個罪人,同樣是個病人。

「攻克己心,強如取城」。那些我們推崇為高尚、偉大的人間之愛,有時充滿了利用、操縱、剝削和訴求,不論我們各人是否察覺到,每個人始終只是在建造屬於他自己的自我形象和權威,甚至那些最自然的愛心與仁慈有時也因為攙雜著自私和自戀而禁不起追問。這種要建造屬於自己王國的本性,便產生各種嫉妒與混亂。我們若不仰望和倚靠人之上更高的力量,邪情私欲必將控制、毀滅我們本來向善的靈魂,「我想行的善卻總是行不出來,而不想作的惡卻偏去行。」

我們以為只要是出於好的動機,手握「真理」,就可以向對方甚至家人大發雷霆、堅持己見、猜忌提防、歸咎譴責。其實,當聖潔的真理之光照進我們裡面隱而未現的罪惡時,沒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良善,沒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懂得愛,沒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懂得舍己付出。

「正義、良知、愛心」的水流源頭並不是軟弱如葦草而自高自大的人,而是神。神的愛就是我們生命的供應,醫治身陷病中的萬民,個人得醫治,國族得復興。只有從神流出來的活水裡的公義和慈愛、真理和恩典才能並行不悖,而人心中不是因追求公義而缺乏寬容和憐憫,就是盲目慈愛不講原則而欠缺公義。與聖潔的神相比,我們自己標榜的義不過象一件污穢的衣服。

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地上的國度、外在的環境或他人之惡,不再成為左右我心靈幸福平安的力量。因為我將公義的終極審判權交還給神,而將那些惡者和背叛我的人從我自己的心牢裡一一釋放了,我自由了,在寬恕裡。

寬恕裡,過去的怨恨和傷疤化為花朵,開放在懸崖上。現在,我是一個母親,有一天當我對孩子講述年輕的經歷時,最讓我滿足的是,我的語氣將不帶怨恨,在孩子面前,我將成為一個健康的人。

(本文摘自〈一個《南方周末》前記者的信仰之旅〉,原載於《境界》電子雜誌 2013-01-29,蒙作者允許刪減轉載。《境界》新浪官方微博「境界Territory」,微信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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