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歲的劉伯勤,退休前是山東省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處長。按照大陸的官僚體制,這樣的官員算是半個特權者,退休之後享受著體面、寧靜、衣食無憂的生活。沒想到的是,最近劉伯勤幹了件石破天驚的大事情:這位當年的紅衛兵在《炎黃春秋》上刊登廣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的老師、同學、鄰里道歉。一石激起千層浪,家人感到壓力,老同學也頗為不滿。
1981年出生的我,沒有經歷文革,對文革的瞭解源于師長、書本以及電影。讀大一時,邏輯學老師曾講起她對文革的記憶:1968年夏,重慶武鬥高峰期,每天都死人。那年她16歲,豆蔻年華,經過北碚大街,幾具屍體躺在地上,腦漿迸裂、腸子外露,屍體上爬著很多蒼蠅。人們用袖口、手絹捂著鼻子圍在屍體周圍,像在圍觀某種稀有動物。
大一夏天,我回家,偶然間問起奶奶的文革記憶。奶奶平靜中講述我家鄰居的故事:成分不好,天天被鬥。夜晚跑到山上洞裡藏起來,晚上下山偷吃的。某個月黑風高夜終於被抓住,再次被打得半死。然而終究還是活了下來,此後竟對毒打自己的鄉親感恩戴德,見人就磕頭。我問奶奶,是誰打人,奶奶說,大家都打啊,幹部帶頭,貧下中農都下手,連幾歲的小孩子都上前吐口水。那位鄰居,我小時候去過他家,家徒四壁,牆上依舊掛則毛澤東的像。
聽這些故事時,我18歲,當年讀書還太少,不知道“結構性罪惡”、“惡的平庸”之類的名詞,但是我隱約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參與了文革,縱然文革之後的一代人,試圖不去瞭解這段歷史,其實這代人也在以某種消極的方式延續文革。
回到劉伯勤這件事上來。有人評論此事:“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的國度,該信可視為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30多年前,文革剛結束,作家巴金寫了不少反思文革的文章,因此,巴老被大陸學人捧得很高,說巴老有骨氣。有人指出,包括巴金在內的人,反思文革多是反思別人的罪惡,很少反思自己作為螺絲釘的參與責任。針對巴老受到的指責,有人反駁:人家巴老都在反思了,你還唧唧歪歪說什麼?對啊,這就是我們的特點,政治災難到來時,我們個個都很溫順、識時務。災難結束後,我們個個都反思罪惡,也很識時務。
憑什麼那些幹壞事多的人不認罪,而要我反思自己的過錯?偉大領袖的乾屍還擺在那裡供人膜拜,憑什麼要讓當年做理論打手的余秋雨認錯?以國家名義發動的文革,政府都不認錯,你一個劉伯勤認什麼錯?
曾有長輩語重心長的告訴我:你不要批判文革,要是你活在那個時代,也一樣像狗一樣活著,說不定也批鬥老師、親人。對啊,這就是我們的邏輯。既然每個人都可能犯錯,為什麼要譴責罪惡?既然犯大錯的人都沒有緝拿歸案,小嘍囉何必要認錯。
帕斯卡爾說,沒有上帝,人的墮落就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上帝,人就沒有絕對價值。既然沒有絕對,一切都是相對,倫理、道德究竟有什麼意義?
過去幾十年來,我們生活的土地上發生了很多血腥的事件,政府從來不道歉。為什麼政府不道歉?道理其實既簡單又弔詭:如果連普羅大眾都不會道歉,如果道歉不是我們的公共價值和文化,你還能指望通過叢林法則勝出的統治者會道歉嗎?
這,就是我們的可怕與悲哀之處,也是劉伯勤的可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