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歲的劉伯勤，退休前是山東省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處長。按照大陸的官僚體制，這樣的官員算是半個特權者，退休之後享受著體面、寧靜、衣食無憂的生活。沒想到的是，最近劉伯勤幹了件石破天驚的大事情：這位當年的紅衛兵在《炎黃春秋》上刊登廣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的老師、同學、鄰里道歉。一石激起千層浪，家人感到壓力，老同學也頗為不滿。
1981年出生的我，沒有經歷文革，對文革的瞭解源于師長、書本以及電影。讀大一時，邏輯學老師曾講起她對文革的記憶：1968年夏，重慶武鬥高峰期，每天都死人。那年她16歲，豆蔻年華，經過北碚大街，幾具屍體躺在地上，腦漿迸裂、腸子外露，屍體上爬著很多蒼蠅。人們用袖口、手絹捂著鼻子圍在屍體周圍，像在圍觀某種稀有動物。
大一夏天，我回家，偶然間問起奶奶的文革記憶。奶奶平靜中講述我家鄰居的故事：成分不好，天天被鬥。夜晚跑到山上洞裡藏起來，晚上下山偷吃的。某個月黑風高夜終於被抓住，再次被打得半死。然而終究還是活了下來，此後竟對毒打自己的鄉親感恩戴德，見人就磕頭。我問奶奶，是誰打人，奶奶說，大家都打啊，幹部帶頭，貧下中農都下手，連幾歲的小孩子都上前吐口水。那位鄰居，我小時候去過他家，家徒四壁，牆上依舊掛則毛澤東的像。
聽這些故事時，我18歲，當年讀書還太少，不知道“結構性罪惡”、“惡的平庸”之類的名詞，但是我隱約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參與了文革，縱然文革之後的一代人，試圖不去瞭解這段歷史，其實這代人也在以某種消極的方式延續文革。
回到劉伯勤這件事上來。有人評論此事：“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的國度，該信可視為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30多年前，文革剛結束，作家巴金寫了不少反思文革的文章，因此，巴老被大陸學人捧得很高，說巴老有骨氣。有人指出，包括巴金在內的人，反思文革多是反思別人的罪惡，很少反思自己作為螺絲釘的參與責任。針對巴老受到的指責，有人反駁：人家巴老都在反思了，你還唧唧歪歪說什麼？對啊，這就是我們的特點，政治災難到來時，我們個個都很溫順、識時務。災難結束後，我們個個都反思罪惡，也很識時務。
憑什麼那些幹壞事多的人不認罪，而要我反思自己的過錯？偉大領袖的乾屍還擺在那裡供人膜拜，憑什麼要讓當年做理論打手的余秋雨認錯？以國家名義發動的文革，政府都不認錯，你一個劉伯勤認什麼錯？
曾有長輩語重心長的告訴我：你不要批判文革，要是你活在那個時代，也一樣像狗一樣活著，說不定也批鬥老師、親人。對啊，這就是我們的邏輯。既然每個人都可能犯錯，為什麼要譴責罪惡？既然犯大錯的人都沒有緝拿歸案，小嘍囉何必要認錯。
帕斯卡爾說，沒有上帝，人的墮落就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上帝，人就沒有絕對價值。既然沒有絕對，一切都是相對，倫理、道德究竟有什麼意義？
過去幾十年來，我們生活的土地上發生了很多血腥的事件，政府從來不道歉。為什麼政府不道歉？道理其實既簡單又弔詭：如果連普羅大眾都不會道歉，如果道歉不是我們的公共價值和文化，你還能指望通過叢林法則勝出的統治者會道歉嗎？
這，就是我們的可怕與悲哀之處，也是劉伯勤的可貴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