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再有一所半山名校計劃申請加入直資制度，這在校友、家長和社會中引起不少迴響，大家紛紛擔心優質教育變成了負擔得起高昂學費家庭的專利品。
直資制度的產生其實不是新事，它早在一九八八年港英政府時期就已出現。近來，教育局為了促進優質直資學校的發展，除了讓直資學校自行釐訂課程、收費、決定資源運用及入學要求外，更容許資助學校在全數領取政府的資助之外，額外收取不多於資助學校學位平均單位成本二又三份一倍的學費[1]，難怪陸續有名校申請轉直資。
直資學校能享有更大的自由去提高教學質素，這受到不少家長歡迎。此外，直資學校也享有更大的空間走不同路線，當中有創意藝術學校、不額外收學費的直資英文中學，這些學校讓不同氣質及背景的學生(如有藝術天份或中文有困難的南亞裔學生)有更多選擇，是值得欣賞的。
可惜，不少名校轉直資不是為了走不同的路線，而是在同一賽場上，以收取額外的學費作經濟資源去栽培學生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對有經濟能力的家庭來說，這是増加了選擇，但對於基層家庭來說，多一間名校轉直資，便是少一間優質的資助學校供他們選擇。
名校直資化，就算學校設立獎學金制度，貧窮學生仍要面對學費以外的遊學團費用，聚餐與籌款活動的壓力，與家境較好同學相融的擔憂，被標籤的恐懼等等，故而家境清貧的學生對直資學校望門興嘆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的堅尼系數是全球之冠，貧富差距有擴闊的趨勢，教育是最有希望幫助貧窮人脫貧的途徑，貧窮人最需要的不是救濟與施捨，而是得到在社會階梯流動的機會及懷有對將來脫貧的盼望。
直資制度削弱了沒有經濟能力的孩子的選擇權，若用競賽的比喻做一類比，直資制度不單讓貧窮孩子們輸在起跑線上，更要他們在賽跑場上跑外圈，與跑內圈的富有人家競賽，降低他們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加劇了教育鴻溝(education divide)。
直資學校與私校不同，接受政府資助。名校直資化，牽涉公帑運用是否出現傾斜的問題，因此這不只是個別學校的校內事務，也是藉得社會關注的現象。
教院最近的研究發現，來自清貧家庭的學生入讀大學率僅有一成三，相比富有家庭的學生近五成的比率，兩者差距於二十年間的一點二倍擴大至三點七倍。名校直資化的現象，更減少了貧窮家庭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令人擔心會更進一步加劇未來入讀大學的貧富差距。
神學家潘霍華曾言:「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孩子，是其道德水平的考驗」。(The test of the morality of a society is what it does for its children)
孩子是社會的未來，學校既然是孩子成長的搖藍，教育便應是社會集體的責任及承擔，不可讓基礎教育淪為跨代貧窮的催化劑。政府一方面花費大量公帑去扶貧，另一方面又大力推動優質資助學校直資化，容許直資學校收取高昂的學費，間接減慢了貧窮人藉著教育爭取的社會流動。從爭取社會公平和穩定發展的角度，這是倒行逆施的政策。
除此之外，耶穌基督教導門徒不可依附權勢，反要顧念貧乏、卑微的人，如「教會」學校遺忘了這些信念，一意孤行地選擇成為收費昂貴和挑選、訓練精英的學府，也是令人費解的。
[1] 以本年度一間創校十六年以上的中一至中三學位為例，直資津貼額為港幣43,138。直資學校只要收取100,655元以下的學費，便可繼續享有全額直資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