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來捧讀葉嘉瑩先生論唐詩的課稿及著述，一種久違了因閱讀中文作品而觸動的感發掩襲而來。先生以逾一甲子治中國詩學之絕詣，雜以西方文學批評擘肌分理之卓識，資讀者馳騁於唐詩的幽微窈眇處，而先生繁徵博引，條分縷析，使筆者疇昔讀詩種種的迷惑，豁然通悟。特別是她論李白在創作中的全任神行、一空依傍，她視杜甫的作品為中國文學中情感、藝術與德性生命最完美的湊泊，她對李商隱歌詩中靈心銳感的慧解透述，直教讀者興會淋漓，味之不盡，先生對這三位唐代詩壇巨擘的譬說，實是當代中國文學評論中引商刻羽之奏。
自孔子始，中國社會便已珍視文學的政治社會功能，「不學詩，無以言」。三國的曹丕復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證諸曹魏短促的國祚，未及五旬，但曹丕的典論卻被視為中國文學上乘之佳構，在千載的歴史中留下跫音；只有文學，才可以與日月同光，洵不誣也！齊梁的鍾嶸更進一步指出文學的宗教向度：「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中國社會歴代的菁英，多有參與於文學的事業，誠如南朝的蕭統所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唐代科舉出，此風益熾，仕宦的利名無疑是更主要的原因，使仕子絡繹於文學之途，然而，詩賦本身卻也是不少騷人墨客託身不移之止泊；葉嘉瑩先生在她的著述中多番以詩言志：「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也正是這種中國文人固有精神的反映。
古典文學對中國文化的建構及傳承，可謂厥功至偉，中國亦有所謂「詩教」的傳統。還記得留學他鄉時，曾每月一次在教會主日崇拜後主持文章閱讀分享，主題多與基督教神學靈性有關。一天心血來潮，與在座弟兄妹姊共同吟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及蘇軾的前赤壁賦，當這兩篇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分別以國粵語頌詠時，我們立時神眩目迷於它們堅蒼的氣⻣、彬蔚的藻繪、幽深的情旨，每個人只能屏息凝魂，彷彿神靈附體，不能自已。那一刻，不論是政治上的或統或獨、地緣上的或南或北，在感蕩心靈的中國文辭下，均顯得極為瑣屑，因為在每個靈魂的最深處，都感悟到一種共同的文化根源。在嫋嫋的餘音中，我們一群基督信仰者經歴了從未體驗過的合而為一，既是聖靈在基督裹的作為，亦是祂藉文學給華人信徒特有的恩典，是中國文化中的玉液瓊漿，有份哺育這海外華人基督信仰群體的性靈。
回港以後，自己在教會中鮮有為文字所感蕩的經歷，崇拜唱頌的現代詩歌，更常有使人厭煩的感覺，惶論葉嘉瑩先生所言文學感發心靈的力量；中國古典文學中充塞著秀麗的篇章，班香宋豔、蘇海韓潮，實非凡豔所能儔。馬禮遜來華已逾二百年，借用佛教傳入中國的經驗，華人教會確是時候需要認真思考信仰與中國文化文學的關係。近年香港教會特別是青年信徒熱心社會關懷，本是理固當然，值得欣喜，但港人那種實用主義的短視，卻容易使教會「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單單被動地為社會大小的議題所驅遣，而忘記一些可以存之更為久遠的事情。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審視對年青信徒文化培育的方略，我想是華人教會在這方面策略上重要的一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