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教授（1917-2018）字伯濂，號選堂，又號固庵，廣東省潮安縣人。他不僅被稱為香港文化界的「鎮港之寶」，也被譽為「國學大師」和中國當代「國寶級人物」，更是享譽國際的漢學泰斗。2018年2月6日凌晨，他在睡夢中安詳辭世，享年101歲。
饒宗頤與已故國學大師季羡林齊名，學界稱兩人為「南饒北季」。他的研究領域相當廣泛，在文學、藝術、學術三方範圍均享負盛名，他是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考古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藝術家，他也以擅長詩、詞、駢文、書畫與精通多種古文著名，可謂「業精六學，才備九能」。[1]他一生著作甚豐，生前曾獲多種殊榮，包括香港與內地多間大學的榮譽博士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紫荊勳章與香港藝術發展局的終身成就獎；以及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2008香港藝術發展獎」之「終身成就獎」，更獲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儒蓮獎」以及法國文化部所頒授的文化藝術勳章。在香港以至於當代的中國，他在華人藝文的表現與獲得的肯定，實是少有的國際巨擘。
不同於季羨林在文革時所經歷過慘痛的經歷，饒宗頤早在1949年移居香港，這個轉變，使他免於同代學者經受的政治動蕩，得以在相對安穩的環境中做學問，並有機會周遊列國講學與融會中西文化。他曾任亞洲與歐美多所著名大學講座教授與客座教授。[2] 饒宗頤回顧那個年代，許多內地學者因為不同罪名被關，很多學者有很長的歲月沒機會出國，很多人受約束，而自己卻有幸能出訪多國講學，他說：「這個優勢很重要，是香港造就了我。很多人覺得香港是沙漠，香港根本不是沙漠，視乎自己的努力，沙漠也可變成綠洲，自己創造出來。我利用香港的機會，與世界各地溝通。」[3]他對自己走過的年代雖然有感慨，但他對際遇、處境、歷史也充滿感恩，他能看到他人所給予的機會，而不是單單標榜自己的努力。
先生的人生故事交織著大時代的時局變遷，刻劃出一個世紀的「經典代表人物」。若是閱讀關於他的生平傳記《饒宗頤：東方文化坐標》，不難發現，他的正式學歷應是小學畢業，之後未接受過系統的學校教育，但是因為成長環境、獨特的性格、父親的悉心栽培、所遇到的人物、時局的變化，卻在他身上匯聚出大師內涵與學養，再加上他超強的自學能力、孜孜不倦地飽覽群書與自律好學精神，都是他能構建其學問體系之因。
媒體這兩天已有不少悼念文章，瀏覽先生的學生與朋友對他的生平相遇的片段描述，反而讓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他獨特的氣質與生活態度。[4] 閱讀他的著作，回顧他一些受訪的片段，[5] 他勤奮治學，高度的自我要求，熱忱的探討，使他的學術研究品質備受讚賞；在藝術創作上，他精益求精，不斷突破自我尋求創新與卓越，使他常有新的風格與表現方法。[6] 誠然先生天生稟賦、後天際遇在他的成就上顯得重要，但他個人的努力不懈，把握機會，務實處事、迎向困難，認真貢獻的精神，卻是他能保持大師之席的重要因素。
先生觸動我之處並不是他的成就與地位，從他遍遊世界時的感動與省思，生活點滴與一些智慧之言，我得以多些欣賞漢學研究者的內涵。特別他那份在榮譽滿載中仍然保持的認真踏實，對我示範了一份生命的樸質之美；他對大自然的視角與藝術表達，使我瞥見一種獨特的內心和諧，難得的幽遠意境；他的學問與為人處世的內外一致，啟迪我對中國國學的尊重；他在大時代中的安身立命之道，泰然中有種淡定，使我在自己動盪的年代，多些洞察與反思。
在先生的著作中，影響我最多的是《文化之旅》，[7] 他的這本札記收藏了他許多生動的短文，這些小品反映出他的生活靈思與廻響，讓人多些明白他的喜好與樂趣，隨著他的遊蹤和對不同文化的欣賞與品味，加上對不同詩詞的引經據典，令讀者感受一份遊走於古今中外的寬廣，一窺他的博學多聞與多彩經歷。在〈關聖與鹽〉及其後的兩章，更展示他說故事的能力背後，那份對文化傳統的熱愛。他展示出對一草一木的沉思，從文化孕育的土壤給予蘭花、城市名、交通、建築、戲劇的主題深度的刻畫，這令當年二十多歲的我，知道甚麼是寫作功力與文學素養，也以此勉勵自己日後要在寫作涵養上努力。
另一本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8年由香港商務出版的《符號 • 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一書，[8] 這本書開啟我從象徵、圖案、符號的思考解讀文化發展，以平白的文字說明古代文物上圖案文字的意義，以至於我能多些欣賞文字的美學，書中內容啟迪我從時間與空間的角度，欣賞物質世界實體與心靈真相的交錯動感，藉由文字比較，拓寬文化視野。在這年代，許多人已對國學陌生，對中國古典文藝也不再熱衷，甚至感到這些研究都不符合時代潮流，先生卻寫出了一個時代傳奇，重新將古典之美與豐富內涵，為當代文藝注入深度的生命力，閱讀他的生平與著作，如同打開一扇窗，看到本來看不到的境界，我遇見了一位未曾謀面的啟蒙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