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致金大法官在十月尾的告別會上，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說話。他說看到香港法治制度的上空，正籠罩著一股前所未有地兇猛的暴風雨。他這番說話，在社會上引起很多討論，有人批評他杞人憂天、危言聳聽。但很不幸，這一場法治暴風雨，終於打到來了。
我過往在不同場合，都表達過我最大的憂慮，就是政府會藉著外傭居留權一案，上訴到終審法院的機會，製造藉口，要求終審法院把這個案件，轉介給人大常委解釋。特區政府的藉口是，一九九六年特區籌委會的報告指出，在香港通常居住滿七年，而可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的規定，並不包括外傭。
而人大常委會在一九九九年，就吳嘉玲一案首次解釋《基本法》時，也提及到《基本法》第二十四條，關於居留權的條文各項的立法原意，已體現了在籌委會的意見中，所以需要弄清楚，究竟這表述是否人大常委釋法的一部份。是的話，就對香港法院有約束力，法院必需跟從籌委會的意見，去解釋《基本法》。
當然，若把籌委會在九六年所作的意見，變成《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其適用範圍就不只局限於外傭一案。因為籌委會的意見，也包括處理雙非孕婦在香港產子的問題。
根據籌委會的意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在合法定居在香港，他們所生的子女，而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所生的子女。
換句說話，一旦人大常委確立籌委會的意見，是九九年釋法的一部份的話，政府日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要求香港法院，自我糾正在零一年莊豐源案的判決，一次過從法律層面解決雙非問題。
表面上看，政府藉外傭一案「暗渡陳倉」，解決雙非問題，有其法律邏輯。究竟人大常委當年表述特區籌委會的意見，是體現立法原意這說法，是否釋法的一部份？這不應該由終審法院以普通法去解釋，而是應該問人大常委會，它的意思是怎樣。
我甚至擔心，可能在終審法院審外傭案前，中央可能更簡單直接，不必等終審法院提出轉介，而是直接由人大常委會開會決定，然後作個聲明，就說它九九年當時的意思，的確是想把籌委會的意見，成為它釋法的一部份，強迫終審法院跟從。
這種做法在法律上說得通，但卻會對香港的法治破壞得最嚴重，因為這樣會徹底摧毀了《基本法》規定，在特區自治範圍以內的事務，中央不會插手這個保障。
這更會開先例，讓人大常委會隨意地按著內地法律的原則，去解釋一條純粹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文。此例一開，《基本法》第三章裡，各項保障香港人權利和自由的條文，同樣可以引入中國的法律原則去解釋，直接衝擊香港人權和法治。
其實當年莊豐源一案時，梁愛詩是律政司司長，她代表政府同意有關籌委會的意見，是體現二十四條的立法原意的這個表述，並非屬於人大常委會一九九九年釋法的一部份。這個說法必然是得到當時中央和人大常委的認同，她才會說出。
但居然在十一年後，政府可以推翻這個說法，並要求人大常委確認，這個說法是釋法的一部份，強迫香港法院接受。這是破壞香港法治，攻擊終審法院的權威。這場法治暴風雨的來臨，似乎已成定局，這令我十分憂心和痛心。
但我也感恩，今日在《聖經》裡，看到使徒保羅的一番說話，給予我很大的鼓勵和安慰。他說：「當我們的生命裡有上帝時，我們即使處處受困，卻不被困住；內心困擾，卻沒有絕望；遭受逼害，卻不被丟棄；擊倒在地，卻不至滅亡。」我希望把這番說話，跟法律界的朋友、和香港市民互相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