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東北發展案和公民廣場案被判入獄的青年朋友們：
我一直想為你們和關心你們的人，包括那些恆切為你們禱告的人，做一點有用的事情，但不知道可以做什麼。除了文字寫作，我沒有別的專長。過去三年多，在遇襲受傷後，我多了時間閱讀、思考，看了許多關於苦難和黑夜的著作，於是想到把這些閱讀和思考，因應你們當前的處境和身處的時代，寫成一系列的信函，盼望為你們在漫漫長夜裏燃起一點燭光。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是我最喜歡的神學家，他的《追隨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和《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伴隨著我成長。當我想到你們為了理想和使命，被上訴庭改判入獄時，《獄中書簡》的幾段文字就浮上心頭。第一段是潘霍華入獄之初寫給父母的話：
「你們想像中監牢生活所意味着的不舒服，如肉體的痛苦，似乎並不叫我難受，我自己也覺得奇怪。乾麵包就夠我當很好的早餐了，有時候我竟有額外的美點吃。對於監牢的硬床我更不介意，從晚上八點到第二天早上六點我睡得很好。更覺得奇怪的是自從我來到此地，我就不覺得需要香煙。我深深的相信，這與心靈的因素有很多大的關係。經過了這麼大劇烈的變動，我的心力確有大大調整的必要，肉體上的要求可以暫時留在後面，我發現這對我本身是個真正豐富的經驗。我不像一般人那麼不慣於寂靜，這一次頗像給我靈魂來個「蒸氣浴」。唯一叫我擔心的，是想到你們或會因我的緣故而寢食不安。我很抱歉，增加你們這麼多的煩惱，但這不是我的錯處，不過是我的命運！」（1943年4月14日）
「我已經在監牢裏四個星期了，我自始就覺得對於接受我的命運沒有什麼困難，現在更覺得習慣了!這雖是可寬慰的事，但其自身又引起問題，因為我既不希望，也不應該過慣這種生活。…….白天約有十四個鐘頭，我以三個鐘頭的時間在這斗室裏往返行走——一天走了好幾哩路，加上那半個鐘頭戶外的運動。其餘的時間用在閱讀背誦和寫作」。（1943年5月5日）
「監牢的生活使一個人感覺到自然界是如何不知情地在運行其恬然無憂的生活，使人幾乎與動植物都發生了感情——除蒼蠅之外，我實無法對蒼蠅發生感情！囚徒因為周圍的環境冷酷，缺少溫暖和友愛，為補償這缺陷，就對於任何事物都加上過度的感傷。當我遇到這種情形時，我覺得最好是以冷靜與幽默來節制自己，否則這將叫我完全失掉平衡。」（1943年6月24日）
這些74年前一位基督徒知識分子在柏林提曹監獄裏，告訴父母親他如何「適應」監牢生活的話，對於今天被下獄的香港青年，也許仍有參考價值，尤其關於運動和閱讀。這幾年我體會到，身體的鍛練和靈性的操練似乎有著緊密的連繫。
第二段是潘霍華在1942年的聖誕節寫給幾位參與推翻希特拉秘密行動的親友和軍方將領的文章，後來收錄為《獄中書簡》的附件，標題是「十年後」(“Ten Years Later”)，文章背景是希特勒上台十年，德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獨裁者殘暴專政，民主、法治和基督宗教的制衡徹底失效，猶太人被集體屠殺，整個世界捲入戰爭，千萬生靈塗炭，潘霍華在這樣的處境中提出的問題是，知識分子還有什麼安身立命的依據？面對赤裸的邪惡、粗暴的強權、殘酷的戰爭，理性、道德、良知、責任、自由，都站立不住。
「誠然的，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世代，像我們的時代只有這麼少的一塊立足地。無論選擇那一方面都是同樣的不可忍受。…….罪惡龐大的假面具蹂躪踐踏了我們一切的倫理觀念。罪惡披戴著光明、善行與歷史要求等假面具，完全迷亂了所有受過我們傳統道德制度薰陶的人。然而對於以聖經作為生活規範的基督徒，這不過更確定了罪惡的劣根性。」
「唯理主義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唯理主義者的動機固然是好的，卻是幼稚地缺少了真實性。他幻想着以一點理性就足以糾正世界。以他的淺見，他希望使各方面都獲得公平。但在諸種衝突勢力的混亂中，他竟被顛簸得一無所成，他因世界的不夠理性而失望，最後認清了自己之徒勞無功，從戰鬥中退卻，懦弱地向勝利者投降。」
「道德狂熱者的全部崩潰比這更糟。他幻想着他的道德純潔可以與罪惡勢力相抗衡。可是，他像壯牛衝向紅布，而不是衝向拿着紅布的人，終於筋疲力竭而屈服。他僅糾纏着一些不關緊要的東西，以致陷入於對手巧妙的圈套中。」
「然後來了個有良知的人。在那必須作抉擇的情形下，他單槍匹馬地與那強大怪物相抗衡。但是因為有許多衝突正在發生著，而所有衝突都要求根本的選擇，而他除了自己的良心之外，沒有任何指導或援助，以致粉身碎骨。」
「當一個人面對許多難於選擇的方向時，最穩妥的出路似乎是選擇「責任」一途。他把握住「絕對命令」，認為唯有這才是靠得住的。這絕對命令的責任是在創立者而不在於執行者。但當一個人局限於責任的範圍裏時，他從不自主地作任何冒險。……只是有「責任」感的人終必被迫去給惡者他所應得的。」
「自由的人又怎樣呢？……他必須儆醒，否則他的自由將變為他的毁滅，因為他在兩惡之間作選擇時，會錯認那他所想避免的較大邪惡原來是那較小的。在此我們有了悲劇的原料。」
「有人從公共生活的混亂中，從私人道德庇蔭所去尋找避難所。這種人，對他們周圍的那些不公平的事，必須閉着嘴，閉着眼睛。他們唯有自欺，才使自己不因責任的行動而沾染罪污。他們雖有所成就，但他們未竟的事業，卻使他們寧靜的心靈感到苦楚。他們若不是在這紛亂中淪於四分五裂，就是變成法利賽人中的最偽善的人。」
「誰真正站立得穩呢？唯有一種人，他最後的標準不是他的理性，不是他的原則，不是他的良知，不是他的自由，也不是他的道德；他願意隨時犧牲這一切，憑着信心，以順服與應命的行動遵從上帝的呼召，與祂完全的契合。這種人要努力使他整個生命響應上帝的呼召。」
這些說話也許有點艱澀，當年德國的情況跟今日的香港也截然不同，但事不同而理同，我們同樣需要思考，我們在公共領域的行動有何依據？不論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公民抗命」，或是「行公義、好憐憫」、「守護家園」，我們都需要檢視其背後的理念和價值判斷，並重複問自己：這個立足點穩固嗎？經得起考驗嗎？可以作為未來行事依據嗎？
最後一段《獄中書簡》，是1944年7月21日寫給摯友貝特格（Eberhard Bethge）的信，那是在刺殺希特勒失敗消息傳出之後一天，當時一切提早結束戰爭和拯救德國的希望都幻滅了，參與行動的親人和好友注定被虐待及處決，潘霍華自己也難逃一死，就在這樣的處境中，潘霍華留下了這段震驚世人的話：
「一個人必須完全過着今世的生活才能學習到信心。一個人必須放棄把自己造成某種人物的企圖，無論是想做聖人、悔改了的罪人、教徒（所謂祭司式的）、義人或不義的人、病人或健康者。這就是我所說的現世的意義：即負起生命的一切責任與困難、成功與失敗、一切經驗與無可奈何之事。就在這樣的生命中，我們才把自己無條件地交在上帝手裏，參與祂在世上的苦難，與基督在客西馬尼園一同儆醒。這就是信仰，就是悔改，也就是一個人所以成為人和基督徒的意義。這樣，當我們以參與上帝的苦難而生活於今世，成功怎能叫我們傲慢，失敗又怎能使我們走入迷途呢？雖然我寫得這麼簡短，相信你已懂得我的意思。我很高興還能夠學習這些，並且知道這唯有在我生命的旅途上才能學習到的。因此我感激並滿意於我的過去與現在。」
許多年後，貝特格重看這段話，才忽然注意到最後一句有點奇怪，他明白潘霍華為什麼滿意於自己的過去，他從不後悔在戰爭爆發前夕坐最後一班船從美國回到德國，參與同胞的苦難，但為什麼說滿意於他的現在呢？為什麼對計劃失敗不表示遺憾而表示滿意呢？貝特格認為，那是因為行動向世人證明了德國國內仍有勇氣與良知，潘霍華選擇站在受迫害的一方參與抵抗，從此免於罪咎和自責，所以他為此感恩。
我衷心希望，你們將來回看自己的一生時，也能夠講同一句話：「我感激並滿意於我的過去與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