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傳出尊敬的劉曉波先生在獄中身患重病的消息，聞訊令人痛心和悲憤。[1] 他及家人多年來所受苦難之深，稍有側隱之心者無不動容。劉曉波早年已是傑出學者，本可過安穩生活，卻選擇了一條受苦之路。在舉國皆瘋狂追逐金錢物質的風氣下，他甘願做個殉道者，為著公義和國人的利益犧牲自己的幸福。即使抵受最嚴厲的逼害，也要向政府要求社會和政治改革。劉曉波的思想和經歷非比尋常，筆者以下只把他生命情懷裡，最觸動自己的幾點跟大家分享。
- 守望時代
每當社會到了歷史的轉捩點，面臨大變局的時候，總會有人站出來為時代發出呼聲，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甘地（Mahatma Gandhi），曼特拉（Nelson Mandela）等人就是最好的例子。這些人總是早別人一步察覺到現有體制的問題，繼而發出尋索真理真相的呼聲。馬丁路德金、甘地和曼特拉主要針對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在他們身處的時空裡，平等的觀念已經積蓄足夠能量，只等待歷史契機到來，這些先知就會發出時代的呼聲，繼而創造歷史。
就像這幾位民權領袖一樣，劉曉波本身無權無勢，他只是一個對時代轉變特別敏感，也勇於創造歷史的人。劉曉波成為學者和公共知識份子，正值改革開放起步的七、八十年代，這時中國已渡過了最貧窮的日子，正從一窮二白的困境中逐漸撥亂反正，嚴酷的政治運動亦已停止，社會上重燃對國家的希望。民眾不僅關心吃飯的問題，也關心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問題，希望在這幾方面可以急起直追，補回中國社會數十年來的落後，這是中國邁向光明的重要契機。[2] 從批判李澤厚的美學開始，到撰寫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再到八九學運（民運），最後直至發表《零八憲章》為止，劉曉波最關心的始終是自由的問題，他把中國一直以來在文化和體制上的落後和桎梏，歸因於傳統以至共產中國對個人自由的壓制，而中國若要向前，則必須尊重、維護和鼓勵個體的自由。
後來八九學運爆發，劉曉波終止在美國講學，兼程回國參與學運，成為著名的「四君子」之一。雖然劉曉波本性也是熱血和浪漫的人，但他畢竟與廣場上一些學運領袖不同，他較重視學生的人身安全和是否能為學運（民運）保存實力，所以他一方面與學生一同向當權者要求正視貪污腐敗（官倒）和進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亦充當學生和政府之間的中間人，希望學運最終不會演變成悲劇。他愛惜學生，因這些學生就是改革的希望，是理想和良善的符號，也是國家的未來。據說就在六四事件發生前夕，劉曉波收到即將武力鎮壓的消息，所以力勸學生撤離，因而減少了事件最終的死亡人數。六四最終仍是演變成悲劇，中國不僅錯過了改革政治的大好良機，為健康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鋪路，它更把年青的生命和他們的理想與良善一同送進了墳墓。而像劉曉波一樣的時代守望者，國家為他們預備了無休止的迫害。劉曉波隨後因參與學運，被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拘捕扣押至1991年初才獲釋。[3] 即使政府因種種政治需要而曾經釋放他，但其實只要他是身在國內，當局對他的壓迫和監控是從未停止。從1991年至2008年這十多年間，劉曉波在一直在國內進行維權活動，於1995年因呼籲當局重新評價六四而被軟禁，至1996年又被判「勞動教養」三年。1991年至2008年，他一直發表文章要求政府改善人權狀況。[4]
劉曉波於2008年聯同三百零二位發起人發表著名的《零八憲章》，促請改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改善人權狀況，並提倡「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5] 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原先預計因著經濟急速發展，社會和政治改革會隨之而來，但人們很快就發覺，中國的政治控制竟比加入世貿前更嚴密。用林根（Stein Ringen）的說法，這是一種「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6] 筆者相信，劉曉波發表《零八憲章》，正是他再次發揮時代先知的本色，敏銳地察覺到當權者在政治上正逐步向更專制和封閉的方向走去，所以走在時代以前，向政府進言。可悲的是，政府不但沒有接納《零八憲章》的內容，更大肆逮捕監禁發起人和聯署者，劉曉波最終於2009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入獄十一年。這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哀，更是中國的悲哀，因它再一次錯過自我修正的機會。筆者時常感嘆，如果中國政府對《零八憲章》採比較開明的態度，那怕只是參考當中一小部份的意見去做政治和社會改革，中國社會因公權力缺乏監察和公民社會受嚴重打壓而出現的問題和困境就有機會舒解，但可惜事與願違。
- 承擔苦難
絕大多數人總是趨吉避兇的，但時代的守望者則每每反其道而行，就像二戰時著名的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他於1939年，毅然從自由之地的美國趕乘最後一班橫越大西洋的輪船，返回德國與國內對抗納粹的基督徒一起面對艱困的處境，他留下傳誦至今的名言：「我若不分嘗國內同胞此刻經歷的試鍊，我就無資格跟他們一起重整戰後德國的基督徒生活！（“I will have no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life in Germany after the war if I do not share the trials of this time with my people.”）」劉曉波於八九年學運爆發後，於美國跟當地海外民運人仕一直緊密關注學運發展，也不斷為學運的發展方向和策略而憂心。潘霍華返回德國是為了和信仰群體共渡時間，而劉曉波返國，則出於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情懷，隔岸觀火不是他的本性，他要回國投入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中：「咱們不能只待在紐約，我們此生不都是在為這一時刻做準備嗎？那些日子，我們日夜守在電視前，看著成千上萬年輕、熱血的大學生走上街頭，在為共和國的明天呼號，他們如此真誠，我們不應只在紐約興奮、流淚和激動，我們應該回去，和北京在一起，和學生們在一起。」[7] 四月二十六日，他中斷在美的學術訪問，從紐約趕回北京，直接投入學運，直至六四事件發生。
劉曉波也是常人，面對危難，也會懼怕猶豫，但他內心的熱情往往勝過了恐懼。事實上在好幾次關鍵時刻，他都可以選擇遠離禍患。從紐約回北京路上，在東京轉機時，他遇上剛從國內逃出來的人，才知道政府已經透過《人民日報》發表的《四二六社論》，把學運定性為動亂，而且北京市即將戒嚴。他在那刻也曾經猶豫，是否應折返紐約，但往北京班機的最後召集就在那時響起，他把心一橫就上機回國了。[8] 劉曉波六四事件後曾被關押年餘，在1991年後再度獲准出國，應美國兩所大學的邀請到當地演講，友人問他是否後悔八九年回國參與學運，他這樣回答：「我從來就抱有這種觀念，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何況回大陸還不是下地獄。」[9] 隨後他結束行程歸國，從自由之地再次回國，他感慨地說：「我不知道大陸情況會怎麼變，因為這個政權是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政權，你不知道它甚麼時候又變了。我這次回去以後還能不能讓我再出來，我也不知道。」[10] 據余杰所言，正因當局發現原來劉曉波即使有機會出國也不打算流亡海外，所以自此不准他離開中國。
劉曉波也曾有過軟弱的時候。他在六四事件以後被拘捕，其後應當局要求寫下悔過書，也在中央電視台作證，指未親眼看見軍隊在天安門廣場殺人。對他來說，這些行為不僅是對學運的背叛，更是對自己的背叛，用他自己的說話：「‥為自我保存而向謊言、向騙局和暴力低頭。‥我同意寫悔罪書還是我內心的軟弱造成的，最本質的東西還是我自己最後沒有堅持住。」[11] 「‥在出賣了個人尊嚴的同時，也出賣了六四亡靈的血‥」[12] 這是他精神生命的最低點，但也是他生命的轉捩點，再引用余杰的描述，從此劉曉波「開始了漫長的反省與洗刷的歷程。⋯⋯他痛定思痛，決心用一生來洗刷這種恥辱」，他也「渴望用反抗和坐牢來贖罪，來成就我個人的信念、理想與人格。」[13]
就像聖經中的使徒彼得一般，在背叛和跌倒以先，劉曉波對自己內心的軟弱和黑暗仍不了解。背叛過後，在懊悔和震撼之中，他才真正的認識自己。在經歷過道德上的失敗與軟弱後，他放下了自戀、狂傲、虛榮和英雄主義，取而代之的，是一向以來影響他甚深的基督教思想。雖然他從未受洗或加入教會，但其實早在八十年代時，他已愛讀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懺悔錄（Confessions），並且懷著效法聖人的願望（這種效法起初時仍帶著強烈的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傾向。）[14] 背叛和跌倒以後，他才真正的明白，無論是對個人或國家，認識人性黑暗面（原罪）和懂得懺悔都極重要。他在勞教的那幾年裡，更讀了不少令他深受感動的基督教神學作品，[15] 他是這樣表達這種感動：「也許，我永遠不會成為教徒，不會進入有組織的教會，但是耶穌基督卻是我人格的楷模，我知道終其一生也無法企及那種聖徒人格，但被這樣的書所感動所震撼，說明自己還具有一個人的虔誠與謙卑，並未被牢獄之災所吞沒，也沒有被曾經暴得的名聲所腐蝕，我還有救，還能夠把自己一生變成努力地接近這種人格的過程。」[16] 或許劉曉波的神學理解有很多不足之處，但重要的是，他的確被耶穌基督吸引，而且願意效法祂的人格。[17] 一個非基督徒在生命的歷程裡矢志追隨基督的腳步，但世上卻有很多基督徒缺乏這種精神，這真是一個很大的諷剌。
經過了這樣的反省和悔悟，劉曉波變得謙卑、寬容和堅忍，他決心為中國的自由與民主而獻上自己一生。[18] 第二次回國以後，他對社會和政治的批判更是深入持久，而他也甘受承受因此而帶來的壓迫和苦難。或許有人會問，這樣受苦究竟有何意義？以他一己之力，就能改變這個嚴苛的政權嗎？面對龐大的黨國機器，任何的努力不也是好像泥牛入海，未有改變現實分毫嗎？劉曉波和一眾國內維權人仕當然了解當今中國處境之黑暗，但他們的貢獻和作用正是要在漆黑一片的處境中，用他們點點微弱的燭光去照明國人心中的眼睛。他們要用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去為自己的信念作見證，要讓國人知道，也讓當權者知道，真理的聲音無論如何微弱，終不能被淹沒，它總能衝開冰封著它的泥土，它總能找到突破的缺口。
- 拒絕仇恨
劉曉波 2009 年 12 月因《零八憲章》受審時向法庭遞交著名的陳述文章《我沒有敵人》，及後此文也在諾貝爾頒獎儀式上被朗誦。這文章所以偉大，因為他在當中向國人展示了一種叫他們感到陌生的心態和胸懷。在共和國過去那七十年漫長的歲月中，仇恨就是立國之本，鬥爭的基因早已植入了這國家的骨髓中，在最瘋狂的歲月裡，甚至父母都是兒女的鬥爭對象。而劉曉波，一個曾經歷文革的人，面對加害於他的政權，他竟宣告「我沒有敵人」並呼籲國人要放下敵人意識！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樣的民主鬥士不是太軟弱了嗎？他豈不應該趁機把殘暴政權罵個狗血淋頭，為抗爭陣營加強戰意嗎？即使是民主戰友，也有人認為這樣的宣稱其實是自欺欺人。[19] 但筆者認為，這看似最軟弱的宣告，其實是最強的武器，憑藉這宣告，他要挑戰長久以來主導社會的鬥爭哲學。他看得很清楚，正是當權者心裡的敵人意識阻礙了國家體制的改革和開放，正是敵人意識破壞了政府和人民之間應有的互信，也正是敵人意識令到猖獗的民族主義得以盛行，而最重要的是，敵人意識是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在這種意識之下，政府以至國民都不懂得尊重和持平地去看待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想法也不能收互相修正互補之功效，社會由是越趨封閉，越不能修正自己的錯誤，至終墮入了死胡同。
劉曉波下面這段話，把放下仇恨的重要性寫得淋漓盡至：「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 」[20]
筆者同意余杰的觀察，劉曉波宣告「我沒有敵人」，除了有其歷史敘事和法律責任等的背景，還有更深的宗教情懷。[21] 劉曉波強調的並非是要顛倒黑白或漠視公義的重要，他只是領悟到唯有饒恕所帶來的釋放和力量，才能真正改變這個國家。饒恕使人擺脫仇恨的枷鎖，使人既能正視人性的黑暗，又能免除因對人性悲觀而產生的絕望。饒恕使人在憎惡罪惡的同時，仍保存對人的生命的愛與尊重。到此我們不難發現，他這種想法跟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所彰顯的愛和公義是相當一致的。十字架一方面是對人類罪惡最徹底的清算和追討，這種追討嚴厲到一個程度，它必須以上帝兒子的生命去償還；但另一方面，十字架也流露上帝對人的生命最深的愛，祂並沒有把罪歸到人的頭上，祂選擇自己背負人類的罪孽。愛與公義，豈不正是中國最需要的東西嗎？
- 結語
自收到劉曉波病入膏肓的消息，心內一直沉重，筆者當然盼望當權者能本著人道精神，釋放他到外國醫治，好讓他生命延續多一點日子，以慰藉他和家人的心靈，但等候多日，仍然未獲佳音。除了參加遊行集會為他爭取自由，筆者只能藉這篇文章表達對他的尊敬，盼望慈悲的上帝在最黑暗的角落與他同在，扶持救拔他脫離苦難。即或不然，願他人性的光輝得著彰顯。
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