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的平庸”與“無權者”的自語

阿倫特關注的焦點是蘇格拉底在《高爾吉亞篇》中說的兩句話，第一句是“承受惡要比作惡更好”（474b），第二句是“對我來說……無論有多少人和我不一致，這都要好於我這個單一者與自己不一致、自相矛盾。”（482b）她認為第二句話實際上構成了第一句話的基礎，這其中的關鍵在于如何詮釋“我這個單一者”的內涵。在阿倫特看來，“我”的“單一”指的不是數量意義上的“獨一”，而是其內部關係的協和，“單一”的“我”之中包含著“我”與“自我”的交流結構，是具有複數性與對話性的“二合一”（Zwei in einem）。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後期著述中沒有對這裡的“我”和“自我”給出知識論意義上的精確界定，相反，她一直強調，這個“二合一”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思考（Denken）經驗。當一個普通人結束全天的事務，回到家，靜下心來回顧思考這一天的所作所為之時，他（她）便開始了與“自我”的無聲對話，“自我”或讚許或批評“我”的特定行為。這種意義上的思考不是專業性、技術性思考，只適用於少數人，相反，它對於所有人都是適用的。當“我”作為一個行動者暴露于公共領域之時，“我”與“自我”之間的這種內在對話關係會立即中止，因為思考者無法行動，行動者無法思考。如果“我”退出人群，反躬自省，“我”與“自我”之間的對話便會自動開啟。“我”永遠擺脫不了與“自我”的相處與對話，如果跟他人不一致，“我”還可以選擇走開，但如果“我”和“自我”在對話中無法達成協和，那麼“我”就不得不永遠要承受與“自我”的爭戰，在這種情況下，避免自相矛盾顯然是更好的選擇。由此出發，阿倫特對“承受惡要比作惡更好”給出了自己的解釋，為什麼不要作惡？因為當“我”事後反省自己的惡行之時，它將發現自己已被詛咒要永遠與一個作惡者共處一室，不得不天天見面，不得不天天對話。沒有人願意陷入這種境遇之內。納粹帝國中那些殺人如麻的劊子手（比如被判絞刑的艾希曼）中之所以無一人主動懺悔自己的罪行，這是因為他們強行終止了思考，終止了“我”與“自我”的交談，讓兩者形同陌路，他們的“我”不再協和，人格不再統一，他們的罪行成為不可原諒的“非人”之罪。

思考是“我”與“自我”之間無聲的對話，這個活動（Tätigkeit）阻止個體作惡或參與作惡。阿倫特從《高爾吉亞篇》中推導出的這個結論顯示出強烈的實踐旨趣，從概念的細密程度上來看，它顯然不能被稱為盡善盡美的倫理學理論，不過，阿倫特的首要意圖并不在此，她關切的是“我”與“自我”的協和如何支撐個體在政治危機時期（比如納粹集團持續十二年的極權統治）保持道德意義上的無罪責狀態。這個視角的出發點不是第三帝國時期佔據主流地位的種族、民族或元首，而是個體的自我及其與周邊世界的疏離。第三帝國曾經輝煌一時的政治生活表明，當人群聚集之時，便會產生權力磁場，吸引人心，其磁力的經典表達形態便是人們樂於歡呼“我們”，但當某個人因為擔憂“我”與“自我”因參與作惡而失去協和，不願加入這個表達集體意志的歡呼之中，只能說“我”的時候，他（她）將在人群中陷入孤立，但卻保持著與“自我”的溝通與協和，他（她）雖形單影隻，但并不孤獨。阿倫特把這種獨自退守“我”與“自我”的無聲對話（也即思考）稱為進入完全的“無權”（Ohnmacht）狀態，因為集體行動帶來的權力感（Gefühl der Macht）被這種內在活動徹底消解了。

“無權”狀態並非逍遙狀態，兩者雖都有疏離的外貌，內在體質卻截然不同。後者源於對世界的冷漠，善與惡、正義與非義的區分對逍遙者而言毫無意義，因為一切與他無關，前者源於對“我”和“自我”之協和的熱愛，這種愛體現為作惡、行不義所引發的良知有愧（schlechtes Gewissen），正義與非義、善與惡的區分對“無權者”依然有效，因為這關涉到他（她）內在世界的整合（Integration）或崩解。“無權者”的疏離不是逍遙者的飄逸，它是對納粹惡政的明確拒絕，在第三帝國顛倒黑白、善惡不分的道德混亂中，“無權者”與“自我”的無聲對話不斷生發著針對具體現實的判斷，這種判斷使他（她）遠離惡與非義，靠近善與正義，並在那裡築起倫理秩序的最後防線。

“惡的平庸”不是惡的日常性，而是惡在非常狀態下的隱身術，它藏匿于官僚語言與服從的快感之內，使其普通宿主喪失感知現實的視力，在漆黑中屠殺，在漆黑中自戕。“無權者”與“自我”的無聲對話便是這無邊黑暗中的點點螢火，在其聚攏之處，或許會有足夠的光明，照亮走出黑暗的路徑。

圖：
在 Wesleyan 大學 (1961–63) 授課中的阿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