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的被捕與受審在聯邦德國引發連鎖反應。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第一次奧斯維辛審判在法蘭克福舉行，庭審過程長達20個月，最終對二十二名前納粹罪犯作出判決，與此同時，阿登納政府迫於壓力，陸續解聘百餘名有納粹背景的法官、公訴人與警察。1963年，國務秘書格羅普克被東德缺席審判，黯然下台，同年2月中旬，《紐約客》分五次陸續刊出阿倫特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報道，世界範圍內掀起一股輿論狂潮。經過反復考慮，位於慕尼黑的Piper出版社決定接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這個燙手山芋，計劃在1964年秋季法蘭克福書展上正式推出德文版。為確保此冒險之舉取得成功，Piper出版社在造勢上做足了功夫，在它精心策劃的一系列動作中，以書展名義邀請阿倫特本人訪德成為最大亮點。
此時的阿倫特已成為世界媒體焦點，Piper出版社不敢怠慢，先是為阿倫特舉辦新聞發佈會，之後緊鑼密鼓，安排了兩次訪談，一次是電視訪談，攝製於1964年9月16日，一次是電台訪談，錄製於同年11月9日。前一訪談的採訪者是戰後德國最偉大的新聞家高斯（G.Gauss），從1963年開始，他在ZDF電視台推出《人物》訪談欄目，採訪政界、學界與藝術界傑出人士，為聯邦德國戰後嚴肅訪談類節目樹立了一個至今難以企及的標桿，他對阿倫特的這次訪談精彩絕倫，獲得了1965年度格里姆獎評審委員會特別大獎。高斯後在70年代從政，官至國務秘書，直接負責與東德的外交關係，80年代他退出政壇，重啟新聞生涯。後一訪談的採訪者是菲斯特（J.Fest），傑出的納粹史專家、作家、記者與批評家，他的希特勒傳記和後來製作的同名紀錄片對聯邦德國70年代的政治生活影響巨大。1963年，他出版《第三帝國的面孔：極權統治側影》一書，深得阿倫特首肯。這兩次訪談側重點各異，前者聚焦于阿倫特的生平線索，後者集中于艾希曼審判的司法與倫理問題，希冀進一步澄清“惡的平庸”這個問題。
在與高斯的交談中，阿倫特坦言，自己寫作審判報道時的反諷語氣得罪了猶太人，這種語氣是人格的表達，她不能為自己的人格道歉。在和菲斯特的討論中，她強調史家是事實性真理的守護者，反諷是其必要武器，與之相反，傷痕文學式的悲情與愛國會讓人喪失對猶太黑暗歷史的獨立判斷，自己雖然傷了猶太人的感情，但這在所難免，她願意承擔自己的反諷以及惡的平庸這個提法造成的一切後果。“惡的平庸”這個詞彙的基調也是反諷式的，阿倫特再次強調，“惡的平庸”不是惡的日常性，它指的是艾希曼“讓人憤怒的愚蠢”，這種愚蠢在他不願設身處地，從猶太受害者角度看待現實的惡意與無能中暴露無遺。這是德國人的國民性，其根源是神化服從，視無條件聽從命令為美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審判中使用的官僚語言本質上是這種服從的外化形態，他無條件的服從背後不存在任何意識形態內涵，只有服從帶來的快感（阿倫特在此罕見地使用了Lustgefühl這個多指性快感的詞彙），這種快感使艾希曼從人變形為納粹殺人機器高速運行的功能組件之一，與革命運動可以給行動者帶來的快感不同，服從者追求的快感閹割了他對責任與命運的參與。艾希曼代表了一種新的犯罪類型，他沒有直接的殺人動機，每天的工作只是批閱文件，卻讓數百萬素不相識的猶太民眾命歸黃泉。如何從司法角度來理解艾希曼的法律責任？在這個問題上，阿倫特完全認同被戰後紐倫堡審判激活的自然法傳統，因為自然法提供的視角既不是實證法律體系內部推導式的環環相扣，也不是魅力元首決定例外狀態的政治意志，而是個體的人及其尊嚴與罪責。司法過程的偉大之處在於，它把艾希曼這樣隱身于殺人機器之中的匿名性功能組件打回原形，使其重新變形為人，作為殺人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他固然是在執行上級命令，但作為一個人，他應該拒絕執行命令，艾希曼甘願同流合污，樂此不彼，因而負有不可推卸的刑事責任。
“惡的平庸”概括了艾希曼由人到非人的變形記，耶路撒冷審判成為展示這個變形過程的巨型幻燈機。阿倫特和菲斯特驚訝地發現，這個血肉淋漓的納粹解剖學過程擊碎了關於“惡的深刻”的神話。在魏瑪共和國與第三帝國初期，惡要麼被理解為黑格爾意義上推動歷史前進的那個神秘的“否定”，要麼被視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那個想要殺死基督的宗教大法官，兩者含義不同，但都有超出庸常的深度。二戰結束之後，德國民眾在這個神話的基礎之上對希特勒及其明星班底進行了妖魔化，讓其承擔全部戰爭罪責，進而撇清自己與恶的关系。然而，耶路撒冷審判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卻成為使納粹罪行去妖魔化的第一人，惡在這裡並非傳說中的墮落天使，它不具備任何深度，它是平面的，是在服從中體驗到的一種倒錯的性快感。菲斯特的紀錄片《希特勒》展示了這種快感如何主宰了第三帝國時期的公共政治生活，以及民眾與元首的交流如何被這種奇特的性隱喻所籠罩。為什麼德國民眾會積極參與描畫元首提出的政治藍圖？因為幾乎沒有人願意在人群中說“我”，更多的人則希望說“我們”，後者代表權力，而前者意味著無權。那麼，什麼是極權環境中的無權（Ohnmacht）？這個由“惡的平庸”問題引申出的發問把我們導向了阿倫特晚年不斷思索的一種政治倫理學，其核心是個體如何通過思考（Denken）來避免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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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Schindler’s List (1993) – 納粹的殺人機器把施害者與被害者都轉化為沉默的服從者，前者在服從中享受快感，後者在服從中經受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