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跨境執法，抓捕前納粹高官艾希曼（A.Eichmann），將其秘密運回耶路撒冷受審，消息一經傳出，世界輿論嘩然。艾希曼曾擔任第三帝國安全部猶太組組長，先後負責過對猶太人的驅逐及運送至集中營屠殺，現在將他押至耶路撒冷受審，意義不言而喻。跨境執法違反了國際法，但在其策劃人、以色列總理古容（D.B.Gurion）看來，耶路撒冷審判對於教育猶太民眾、凝聚人心意義重大，即便引起國際社會的抗議也在所不惜。此時，以色列剛剛建國不久，與聯邦德國雖尚未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已得到後者多達數百萬馬克的捐款，目前正面臨捐款續約問題。古容與德國總理阿登納（K.Adenauer）私交很好，他保證這次審判會就事論事，無意損害德國顏面，但阿登納擔心事態擴大，最終將把仍活躍于聯邦德國政壇的大量前納粹高官們推向耶路撒冷審判的被告席，從而導致政府運作的癱瘓，例如聯邦政府第二號人物、一直保持低調隱身的國務秘書格羅普克（H.M.Globke）由於艾希曼被捕而進退維谷，因為後者與他曾有間接的上下級關係。耶路撒冷審判前夕，阿登納發表電視講話，宣稱德國政府和社會早已擺脫納粹意識形態，藉此與艾希曼劃清界限。
漢娜阿倫特（H. Arendt）得知艾希曼被捕以後，立即決定隻身前往耶路撒冷，為《紐約客》撰寫審判報道，因為親眼看見昔日納粹劊子手中的一員坐上被告席，這是正義的實現。審判始於1961年4月11日，經過長達8個月的庭審，初審死刑判決書於1961年12月15日正式下達。為了撰寫報道，阿倫特閱讀了可以找到的全部審判卷宗和相關的猶太人問題研究專著，然而，完全出乎她意料的是，這個力求做到客觀深入的系列報道以及後來修訂結集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對惡的平庸的一項報道》卻幾乎得罪了所有人，此時正逐步邁入中老年的阿倫特突然發現，自己已置身於一場無可逃避的輿論風暴之中。
阿倫特的寫作筆調違背了以色列政府和世界範圍內猶太社群對耶路撒冷審判的認知與期待。他們認為，這場世紀審判是猶太人對仇敵的正義反擊，無論艾希曼是小丑一枚還是魔鬼一尊，都要被釘死在耶路撒冷審判的恥辱柱上，成為猶太人大屠殺這樁世紀之罪的終極象征，這意味著，除了以深沉綿長的同情、同仇敵愾的控訴和愛國主義的合唱來講述這個審判之外，不應存在任何其他類型的敘述方式。但阿倫特的筆調卻充滿強烈的個人氣息，嘲弄、譏諷與蔑視躍然于紙上，這不是因為她輕看耶路撒冷審判，而是因為艾希曼被賦予的深刻內涵和她親眼看到的那個被告反差太大，站在被告席上的並非傳說中那個青面獠牙的魔鬼，而是一個帶著黑框眼鏡、禿頂的中年男性。比這種筆調更可怕的是對禁忌話題的觸碰，阿倫特指責第三帝國時期的猶太組織及其領導人與以艾希曼為代表的納粹官員合作，便利了他們對猶太人的管理以及最後的屠殺，這其中就包括德意志猶太人帝國聯合會，其主席是萬眾敬仰的拉比、著名猶太神學家貝克（L.Beck）。阿倫特犯了眾怒，猶太人團體紛紛發起抨擊阿倫特的輿論運動，譴責她高傲自大、苛刻無情，身為猶太人卻不同情本民族的遭遇，逍遙在外，無視第三帝國時期的猶太組織四處奔走、舌敝唇焦的艱難處境。昔日的猶太友人，比如著名宗教哲學家修廉（G.Scholem）以及錫安主義者布魯門菲爾德（K.Blumenfeld）也被阿倫特的言論深深刺痛。
猶太人是否能夠不從愛國主義的角度來理解大屠殺？這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間接提出的問題，該書副標題“對惡的平庸的一項報道”暗示了這個非愛國主義的角度。“惡的平庸”不是一個封閉的理論性概念，全書沒有對之做過任何明確界定，相反，它的含義是發散的，服務于阿倫特對艾希曼性格特征的描述。艾希曼沒有對猶太人大屠殺保持沉默，在被捕之後，他急切表達了要和以色列合作，交待一切的願望。艾希曼是一個普通人，但在耶路撒冷審判這個背景下，他無論是否願意，都註定要成為惡的化身，“惡的平庸”即艾希曼的平庸，這個詞組要表達的不是“普通人也會作惡”或“人人心中都有一個艾希曼”這類關於惡之日常性的推斷。艾希曼的平庸體現於他滑稽而空洞的言語方式之中：他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但愛講深奧的東西，比如用康德的道德義務論來解釋自己對上級俯首帖耳; 當法庭讓他個人性地陳述犯罪事實時，他卻不由自主地使用起官僚語言，真誠地喋喋不休，直至陳述完全失去意義。艾希曼這種可笑的言說方式與他犯下的可怖罪行反差極大，這種漂浮在恐怖之上的喜劇感讓阿倫特感到迷惑，“惡的平庸”表達了她的震驚和失語。一些人認為，她被艾希曼的高超演技蒙蔽，但阿倫特的關注點並非被告的罪行被法庭誇大，而是這個作惡之人喪失了感受并表達現實的能力（因為現實感意味著能夠理解並接受其他真實個體的視野），他的存在本身成為一個被官僚所貫穿的謊言，惡的可怖被可笑蒸發，殘存的只有荒謬。
“惡的平庸”這個詞彙具有詩的凝練，與保羅策蘭（P.Celan）的“死亡賦格”有異曲同工之處，它展示了阿倫特的審美直覺力與表達力。從文學史角度來看，“惡的平庸”的原型之一有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塑造的淪為末等食客的魔鬼形象，它最大的願望是變身為一個肥胖的商人太太，週末去去教堂，上上香。這個惡魔的平庸之處是其混入世界的意願，阿倫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並不是這種意義上的平庸，而是惡的虛無特征，其責任主體在幹出屠殺數百萬猶太人這樣的可怖罪行之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只留下一攤中年男性的皮囊，它的名字叫艾希曼。
他的存在本身成為一個被官僚所貫穿的謊言，惡的可怖被可笑蒸發，殘存的只有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