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知識份子面對時代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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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時代挑戰,再說知識份子,最後說基督徒。

時代挑戰

一百毛的金曲分獎禮,令許多人感動,也哀痛;一個城市的不幸,造就了一齣時代荒謬劇。《十年》這部電影,令人震驚不安,但問題是,誰能保證這些事將來不會發生?

許多在九七回歸前擔心的事,回歸後不久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事,關於新聞自由、學術自由、人身自由的事,這兩年全都相繼發生了。

看看新聞自由:報業主公開承認因政治取向被抽廣告、名嘴突然被封咪、新聞工作者遭受暴力襲擊一再發生、電視台自我審查致過百記者編輯聯署抗議……。

看看學術自由:港大校委會以荒謬的理由再三拖延,最終強行否決校長領導的物色委員會的人事任命建議,完全背離傳統和常理,大部份教職員和學生反對的人選照樣獲委任做校委會主席,激發罷課運動。中大校委會也好不了多少,就主席人選仍與政府僵持不下。

再看人身自由:出版內地政治禁書的香港永久居民突然失蹤,經非法渠道去了內地協助執法調查。出版業人人自危,大書店馬上收起敏感書籍。

這一切只是偶然嗎?只因選錯了特首?不是的,是中央治港方針政策轉變使然。

若有懷疑,請看2014年6月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港人治港原先按鄧小平的說法,是中間的為主,左的佔少數,如今是以愛國者為主體,非友即敵,中間溫和力量被迫歸邊或靠邊站。經濟目標本來只是維持繁榮穩定,如今變成對祖國作貢獻,所以一帶一路壓倒一切。北京媒體指「佔中」是西方勾結民主派的奪權陰謀,中方因此要全面收緊對香港的政治控制,許多過去備而不用的權力,例如特首兼任大學校監的權力,如今有權盡用,令人瞠目結舌。

展望前路,有兩個可能。其一是北京當局意會到這樣走下去不是辦法,非但破壞香港核心價值,令香港變質,還會損害香港的競爭力和對國家的貢獻,例如自由和法治變質令外資撤退,新加坡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即使鐘擺重新回擺,修補工作也甚艱鉅。其二是北京當局執迷不悟,繼續將內地政治文化及由此衍生的各種潛規則移植香港,與香港原有價值觀產生激烈衝突,社會不斷撕裂,矛盾衝突不停。

面對這樣不明朗的兩極,就是當前的時代挑戰。

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和常人有何分別?就是懂得分辨真假、對錯、是非、黑白,由此衍生了特殊責任,要幫民眾辨識真偽,洞察時局真相。因為治港範式轉變,當權者需要大量Propaganda掩護支撐,造成語言偽術泛濫,慎思明辨變得格外重要,知識份子責無旁貸,任重道遠。

甚麼是propaganda?港大學生是政黨操控的紅衛兵,在宣傳散播港獨思想,佔中是外國勢力操作的政治陰謀,李波和桂敏海是自願返回內地協助調查。

不要以為只有前蘇聯、中國內地這些一黨專政地方才有propaganda,Jacques Ellul寫propaganda的經典著作告訴我們,民主社會一樣可以有,只不過不是一套,是兩套。在美國,共和黨有它的一套,民主黨也有一套,兩黨的追隨者年復年月復月生活在各自的意識形態主導的媒體下,如今已失去理性對話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就算槍械暴力不斷發生,都無法用常識就槍枝管制取得些微的進展,就算像特朗普這樣財大氣粗公然歧視婦女和新移民的候選人,都可以聲望領先,共和黨的知識份子去了哪裡?

Propaganda之所以有效,Ellul告訴我們,是因為受眾有需要,現代社會太複雜,公眾需要簡單的可以解釋一切的資訊懶人包,真的有人相信沒Ph.D.不可以做副校長,桂敏海是自己有問題返大陸自首,同樣,黃絲帶那邊的民眾也熱愛propaganda,所以《版權(修訂)條例》不用看細節都肯定是網絡廿三條。暗角七警事件後湧現的俠警說和魔警論,都是propaganda。

面對這些排山倒海而來、無日無之的propaganda,知識份子應該怎樣反應?照單全收?沉默是金?抑或慎思明辨,是其是非其非,擇善固執到底?這關乎知識份子的良知與風骨。

基督徒

基督徒與常人最大的分別,在於我們以神的召命(Calling)作行事為人的依歸。舉例,假如神的召命叫你去毛里裘斯宣教,香港的時代挑戰與你關係不大,當地政局可能關係更大。

在我一生的經歷裡,神三次給我召命。

第一個召命是委身,在求學時期收到,教會一次冬令會上,上帝讓我明白,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犧牲,是為了救贖我赦免我,讓我可以出死入生,讓我可以追隨基督,經歷更豐盛的生命,我答應了。

第二個召命是守望,我1989年末從英國留學回來,看見香港社會動盪不安,人心惶惶,爭相排隊移民,我覺得要為香港做一點事,嘗試投身新聞行業,慢慢體會到這是神給我的差使,守望香港。就像哈巴谷書二章1節所講:「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走上城的望樓,四處觀看,看到可能威脅這個城市的事物,就第一時間清晰地準確地大聲地講出來,報告給百姓知道。這工作不是太困難,但很「困身」,沒有想到一做就做了二十幾年。

第三個召命是受苦,2014年2月,在醫院裡面收到,這是一個喚醒的呼召。在受苦中我學會謙卑,事奉原來不一定是聰明才智加努力,可以是被動地承受苦難。受苦讓我緊緊捉著神,重拾當初的愛心,也經歷受火一般的心靈洗煉。受苦開啟我被俗務蒙蔽的眼睛,讓我看見其他在苦難中的人,讓我懂得分擔他們的痛苦,共同尋找信、望和愛。受苦促使我們專注那十架上受苦的基督,凝視那復活主再造新天地的應許,除此我們別無盼望。

最近看德國神學家莫特曼的自傳,他在1964年發表的《盼望神學》鼓勵了全球無數受貧窮、歧視和逼迫煎熬的信徒。莫特曼在漢堡市長大,未滿十八歲便參軍,負責守衛海濱的炮台。1943年7月,英軍向漢堡發動代號「蛾摩拉」的毀滅性空襲,連續九天投放無數炸彈,漢堡市一片火海,死了四萬人,大部份是婦女和兒童。莫特曼目睹戰友被炸彈擊中身首異處,目睹自己成長的地方變成廢墟,成為人間地獄,他痛苦地吶喊:「上帝,祢在哪裡?」他充滿倖存者的內咎:「為甚麼死的不是我?」他其後被英軍俘虜,在戰俘營裡看到大量德軍在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照片,他羞愧得無地自容:「為甚麼我的國家會滅絕人性至此?為甚麼我們這一代德國青年要為這樣醜惡的戰爭犧牲?」就在空無與絕望中,願意善待戰俘的蘇格蘭基督徒讓他經歷愛與接納,然後在戰俘營裡決志相信上帝及修讀神學,在凝望十架上那位受苦並復活了的基督中重新找到盼望。

如果像莫特曼那樣的經歷也能找到盼望,香港基督徒沒有絕望的權利。

 

(本文是作者於2016年1月21日與中大崇基教職員分享的講稿改寫而成。原載《時代論壇》,2016-2-21,獲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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