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失序的本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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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 James Ensor 1888年的作品,想像一年後基督騎驢進入布魯塞爾的情景,畫中海量的人物,面譜和它們千方百計為所代表的各種利益爭取發聲,基督的信息隨衪的身影被淹沒於茫茫人海。

過去,本土意識不少人不願意宣之於口,部份原因是它觸及政治禁忌:港獨、去中國化、鎖港和排外等。經過二零一六年農曆年初一的衝突,市民對本土意識的聯想更呈極化(polarize)。本土意識和武力抗爭一時間好像變成同義詞,但這關聯並非必然,保守的秩序也可以充斥著暴力。新生代中不少人擁抱本土意識和想像,教會除非打算任由他們在外頭漂流,否則不能自絕於他們的世界。教會對本土進行思考,應由信徒個人的層面起步。

不能迴避的本土

以往港人抱猶疑的態度談論本地人的權益,這情況已經轉變。2015年初,公民黨決定把本土議題加入該黨的建黨十周年宣言內,[1] 同年年底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的網誌「喇沙與我」嘗試以手足情誼(brotherhood)來重新定義人強烈的本土認同,[2] 足見本土意識在公共領域扎根,受到政圈和官員重視。本土的觀念漸成為今後政治論述的前設,換句話說,參與公共空間的人不能迴避這課題。

傳統媒體不停播送旺角的衝突場面,背後的意識形態在此不論,但若果我們不讓旺角的衝突全面佔據我們的想像,從一個較寬闊的視野中我們得承認,本土身份的論述比過去數年間任何一個時刻都顯得自然,甚至理所當然。從難民湧入對歐洲社會的衝擊,到澳洲阻截60噸奶粉運中國、台灣總統大選,與及黃安和周子瑜事件等,海內外此起彼落的事端都使港人不能迴避本土身份。

如何起步?

信徒要怎樣回應本土的呼聲?或許邢福增教授和關瑞文教授去年底一次講座的內容能夠帶來啟發。[3]「無謂本土?無畏本土?」講座分別透過重構香港教會史,與及神學對意識形態的解構批判,兩條進路探討「本土」觀念,為信徒思索本土身份示範了起步點。兩位講者的演講將本土身份,「想像」 (imagination) 與信仰反省交匯在一起。講者的論點不能在此詳述,下文只片段借用,指出信徒回應本土的一些準備。

關瑞文追溯港人身份的形成,剖析其中「安定繁榮」的意識形態。不論回歸前或後,當權者皆強調「安定」與「繁榮」相輔相成,兩者循環,彼此滋長。經年累月的重複申述讓「安定繁榮」內化成為普羅大眾的共同信念,衍生港人對秩序毫不置疑的重視和擁戴。儘管面對迫使人委曲求存的社會狀況,只要它有「序」,港人也不輕言批判反抗。關教授言近旨遠的神學想像,以聖經創世敘事詰問這「序」的迷思,指出它並不能跟神創造的心意相提並論。創造的心意是愛與共享,而非單純秩序的建立,維持與伸展。醒悟「序」意識形態的本質;明白「序」可使制度中的惡延長,信徒思考本土觀念之際,無論最終的決定是同情、接受、批判或拒絕,均不必以「序」作為準則或底線。

香港雖是位處邊陲的一個細小地方,過去卻有破格而重要的思想萌生,邢福增提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與香港的淵源。香港的獨特和港人本土身份的覺醒是不能迴避的事實;而中國因素也是今後香港發展不能繞過的前提。今天港人不必為來自北面的文化作出全盤接受或全盤拒絕的選擇。擺脫二元桎梏,邢福增提出本地與內地公民社會彼此充權的重要,勉勵港人繼續成為異類,打岔專權一元的單調政治修辭。信徒群體看中國,過去以事工機遇為主要框架,但這卻非唯一的選擇。經歷數十年變遷,內地教會的面貌不復從前,跟內地教會分享物質資源與經驗,不再是最迫切的工作。要正視國內教會今天的挑戰,便不能把教會跟公民社會的命運分割,這是思考範式的轉移。邢福增提出,香港信徒群體要從事工契機,認同中國等的框架外,找尋第三種「想像」──以香港的本土身份和價值,成為天朝意識形態的「異端」。

釋放「想像」

邢福增和關瑞文的講論從教義和本地教會自身的歷史中,提供思考本土的起步點,讓信徒可以從躊躇和忌諱中跳出來。神學想像在此扮演重要角色。神學想像讓教義、教會歷史、踐實和公共事務匯合並進行嚴肅的對話。然而,兩個問題隨即浮現──「想像」安全嗎?「想像」有用嗎?

即使拋卻本土的忌諱,但以「想像」來反思是否可行?人的「想像」可靠嗎?加爾文說人性是名副其實的偶像工廠,豈不一語道破「想像」的危險?《西敏斯特信仰信條》豈沒有警惕我們不能信賴「想像」?然而,按舊約學者布魯格曼(W. Brueggemann)的見解,聖經毫不掩飾地運用人的想像,[4] 這提醒我們兩件事:聖經不迴避人類「想像」官能游移不定和善變的缺陷;而經文提供的規範正正是要針對解決「想像」的危險。

藉聖經文本裡所「想像」的為準繩,讀者的「想像」得以在聖靈引導下操作,上下求索。例如,摩西的詩歌道出法老專制的軛如何被粉碎(出15);先知以賽亞對偶像作出尖銳的批判(賽41.6-7);耶穌對文士階層的素描,對聖殿宗教被拆毀的言論(可12-13)等,都把讀者的「想像」調整,朝著神對現實的視角轉向。人對法老、偶像、文士和聖殿的想像,都須要回到聖經指出的方向裡面。

此外,縱然「想像」從來不是信仰主體,但卻經常是神學工作的伙伴。劍橋大學的神學教授Charles E. Raven 以救贖論來舉例說,歷來討論基督為人受死的意義,總得藉想像借用文化中的慣用語來表述,例如運用經濟活動的詞彙來闡明代贖的觀念。

第二個疑問,信徒的「想像」故然應該服膺聖言的「想像」,但說到底「想像」有用嗎?面對專權的橫蠻,民族情緒的盲目高漲,人的身體被失蹤,被道歉,「想像」如何能力挽狂瀾?「想像」豈不是太虛弱嗎?神學家卡瓦諾(W. T. Cavanaugh)[5] 分析皮諾切特(A. Pinochet)在智利實行軍事獨裁統治的年間,人民如何被失蹤,拘禁與虐待。這些邪惡技倆除了要製造怖慄,使人不敢犯禁,實質是要把專權的「想像」刻寫(inscribe)在人的肉體上。透過殘忍的鑄刻,令這些身體不自主地演出國家的形態。對抗這殘暴的刻寫,人需要守住「想像」,卡瓦諾引用著名小說Imagining Argentina中一段文字,其大意說,人面對專權的鷹犬,絕不能接受他們的「想像」,一旦接受便完蛋了,人必須相信自己的「想像」,這是我們未被剝奪的能力。[6] 真正的角力發生在自由人與極權者的「想像」中間。

失「序」以後

解構「序」,讓思考本土身份得到起步的空間。然而,信徒也要預備為失序後的本土作出想像。過去,本土政治論述每每是平鋪直敘地複述本土和外部力量的對峙,且寄生(parasitic)於它構想中的對手或敵人身上。當對手的立場趨於強硬,本土論亦會從寄主吸收同樣的權力意志,並因此而顯出不能屈服的政治立場。故此容易陷入被對方意志牽制的消極處境,例如「浸大學生會就旺角之役之聲明」中的斷語「政府一寸一分的打壓,示威者定必十倍奉還」,正呈現這意志的對峙。慎防權力意志的試探,拋開「序」的迷思,意味我們也要拋卻寄主專權的想像,並圍繞它而產生形形色色的一元政治修辭。

然而,脫離專權的想像以後,本土身份能夠有甚麼實質內涵?港人的身份裡頭是怎麼樣的集體記憶,怎麼樣的傳統、信念與人文價值?信徒能夠怎樣在本土文化、美學和精神的建立上貢獻一磚一瓦,這大而複雜的問題需要多人一同探討,筆者無法提出便捷的答案。擺脫那被寄主專權想像所催化的本土身份,港人獨特的身份認同仍需要很長時間去建立。

2015年天津爆炸,深圳塌泥慘劇,還有北方霧霾不斷,正顯示這些人為災難無法藉當前制度去防範,而這些人禍的規模又往往大得難以善後。還有自去年八月出現的市場波動與飄忽的金融政策,都令人憂慮本地和內地的經濟秩序均是危機重重。即使是短暫或瞬間的失序,也足以令人想到官媒堂皇的修辭背後,缺乏真正牢固的制度基礎。不論是我們主動拋開「序」的迷思,抑或那鋪天蓋地的「序」漸漸承受不了自己的重量,本土身份的思考都須要是一個失序後的想像,由寄生體成為自由獨特的個體。

電影《十年》裡的本土想像,清醒嚴肅,但卻似乎十分依賴歷史內部條件(immanent conditions)的拼湊、堆疊、推演和發酵等等,來構想2025每況愈下的香港。電影邀請觀眾作「為時已晚」與「為時未晚」的判斷,也依從這種對歷史和時間的感覺。也許信徒想要延續《十年》的本土思考,須回到聖經的「想像」去汲取力量,在那裡找到聖言的規範,聖靈的引導。出埃及的敘事,先知耶利米和以賽亞向偶像發出的判詞,並約翰在啟示錄對末後景象的描述等,給予我們材料去想像專權者的下場,偶像的結局,並神在歷史中簇新的作為。信徒不能只依循歷史內部條件的推演和發酵去進行「想像」,而是需要聖言的「想像」把我們引向神簇新作為的軌跡上,因為在這軌跡上人能夠找到盼望。

 

注釋:
[1]  余若薇:〈不能迴避本土議題〉,《am730》2015年2月12日。另參余若薇:〈政制改革如何看民意〉,《am730》2015年3月5日。
[2]  曾俊華:〈喇沙與我〉,2015年12月27日;http://www.fso.gov.hk/chi/blog/blog271215.htm
[3]  「崇基載道」公開講座,錄像連結: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event/talk2015
[4]  Walter Brueggeman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The Canon and Christian Imaginat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3),9.
[5]  William T. Cavanaugh, Torture and the Eucharist: Theology, Politics, and the Body of Chri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8).
[6]  Lawrence Thornton, Imagining Argentina (New York: Doubleday, 1987), 65, quoted in William T. Cavanaugh, Torture and the Eucharist,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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