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香港人拍的電影《十年》，幻想十年後香港生活的一些面相，是少數能走紅的獨立、小本製作電影。它反映了香港人的憂慮，也代表著香港獨立電影的潛能；它的走紅，可以是一種好現像，如果片末的忠告能成為觀眾的鼓勵。
電影有五個故事，反映了五種恐懼：《浮瓜》是對香港政治黑社會化的恐懼、《冬蟬》談的是保育觀念式微、《方言》是廣東話被普通話打壓、《自焚者》是對國安法和強暴政權的控訴、《本地蛋》道出對國民教育和思想控制（包括文字獄）的憂慮。五套短片各有自己的風格，是《十年》有趣和成功處之一，但五個故事都繪畫了一個黑暗的未來香港。
這五種恐懼都是真真實實的存在香港人心中，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有好的理由需要擔憂。我們不必爭拗這些故事會真實發生的或然率，反而要問：為何很多香港人有這樣的夢魘？如果要逐走這些夢魘，有甚麼言和行是今天我們當作的？我們如何能以希望勝過恐懼？
一套電影不是一篇學術論文，也不是百科全書，它有權利只說一面的故事，重要的是，它是否生動有力地反映了生活的某些真實層面，從這角度看，《十年》是一部佳作。
從一個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這套電影的立場明顯的缺乏中立性，片中的大陸人沒有一個是好人，建制派政客、警察和政府官員都只是唯命是從的小人，除了第二個故事《冬蟬》，民主派和本土派的支持者都是英雄人物。這部電影當然不能代表全部香港人的憂慮，一個全面的圖畫或許也應該有（例如）以下的故事：一位警察受不了來自上司和群眾的壓力，結果吞槍自盡；有政客在街頭派港獨的傳單後，收到內地秘密警察送來的現金；有大陸新移民家庭，孩子的口音在學校被人取笑，母親在商場工作時意外地被反水貨的示威者推落樓梯；在連串的警民衝突後，旺角變得門堪籮雀，大叔的小店只好結業，坐火車找在中山的親戚重新建立生活。
我不認為整個香港政府或所有建制派的議員都只是中南海的走狗，但《本地蛋》中的一句話帶出了整部電影的訊息：香港社會已失去了信任。到頭來無論政府做甚麼，總有人以陰謀論（《浮瓜》）解釋。造成今天這種困局，政府有不能推諉的責任，若不正視問題，恐怕只會進一步把香港拖入深淵。政府有嘗試釋疑嗎？例如：為何在各方反對下，仍要強行委任李國章先生作港大校委會主席？就算李先生確是一位學界和行政奇才，但校委會主席有責任團結和平衡大學中不同的利益群體，一位沒有公信力的人，無論他多聰明，又如何能達成團結眾人的使命？李先生又為何仍勉強踏上這個位置？我相信建制派中亦有不少正人君子，但一位隨意誣告別人召妓的吳小丑（我沒有說是哪位姓吳的），就足以破壞整個建制派的形像。政府和建制派有勇氣改變自己、建立人民的信任嗎？
另一方是與政府抗爭的小市民。電影並非真的一面倒擁護抗爭，《自焚者》是唯一有寫實暴力場面的故事，但它沒有鼓吹暴力抗爭，反而道出了抗爭中的種種含糊；赤心的自焚者可能被視為是陰謀論中的被犧牲者，本來政治冷感的大學生卻成為遭警棍對付的暴民。《冬蟬》是五套片中最玄虛的，風格接近五、六十年代的法國新浪潮電影，片中的一對情侶以保存舊日社會的記憶為使命，後來連自己是活人還是標本也弄不清楚，反映了抗爭者的寂寞和掙扎：為甚麼不做個普通人？為甚麼要堅持？
是的，做抗爭者不是一條浪漫的道路，但坐以待斃是更大的悲劇。電影以阿摩司書5: 13b-14作結束：「時勢真惡。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雖然求善不等同抗爭社運，但姑息罪惡肯定是信徒不應作的。
多謝製作這套電影的眾影藝工作者的努力，繪出了明天的惡的影子，現在是觀眾付出的時候了：我可以作甚麼驅走這個陰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