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成了城市的焦點。港大事件由副校長風波發展到校委會主席任命之事情，令人看到政府強橫地插手高等教育的決心。官方批評事件被「政治化」，但要知道教育一向是政治的事情：大學培育社會的精英，又是產生思想意識的地方，每個政權都著緊大學在做甚麼，都想高等學府為自己效勞。近日的風波，只是把大學與政權間的關係和衝突帶到表面，讓人明明看到。身為老師，我明白學術自由是大學的命脈，難怪港大的同學、舊生、和教授們這麼焦急。
另一方面，小學的TSA事情也同時上演。事件由民間的聲音發展到立法會的議事廳，「政治化」亦無可避免。我的孩子正讀初小，事情對我相當切身。在我的朋友中經常談到孩子們的教育，說到安排孩子入小學是何等的艱辛，不單孩子們要接受那「地獄式」的訓練，父母對學校的要求也要百般順從，甚至有小學以母親辭職去全時間照顧孩子作為收生條件。聽到這些事，我不禁覺得今天香港的家庭實在活在奴役中。很多人不單是「樓奴」，亦是「校奴」。
我的教會看重家庭關係，一向推動在家中一起崇拜。牧師與我談到如何鼓勵家庭崇拜，我們發現最大的困難並非父母是否願意，或是否懂得做–其實信徒都十分樂意。最大的困難，是根本沒有時間。孩子為要應付功課和密密麻麻的課外活動，連休息遊戲的時間也沒有，睡眠亦不足，若教會「極力鼓勵」家庭崇拜，恐怕是把更重的擔子加在家庭上面。當然，最簡單的方法是叫父母減少孩子的課外活動，或鼓勵他們選擇較少功課的學校，然而當申請每間學校都要求厚厚的覆歷（portfolio），絕大部份學校亦不斷操練TSA，這些其實不是真正的選擇。我有朋友為了避開「非人」的教育，就辦家校（home school）教導孩子。辦家校要求父母其中一人留家作老師，這人亦必須有足夠的學識，但要為教育兒女放棄工作。所以辦家校是一大經濟損失，只有富裕的家庭做得到，對要吃力地供樓的父母來說更是沒有可能。這樣，很多「樓奴」有了孩子後，亦淪為「校奴」。
教育是建立生命的事業，基督信仰亦以建立生命為己任，福音使命的核心是要教導人成為基督的門徒。福音的擴展需要社會中有思想和言論自由，並有空間讓人活出豐盛的生命，所以政權不能譖奪上帝的位置去逼使民眾順服它所推銷的思想和意識。港大事件反映現今政權介入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決心，所以不單港大學生和舊生需要關心，基督徒和教會也要關注。另外，若教會看重家庭倫理，亦必須關心學生和父母被「奴役」的狀況，在鼓勵父母作出合適的選擇之同時，亦要指出教育制度的弊端，並提出乎合聖經的家庭和教育願景。所以，若我是港大舊生，我會支持畢業生議會的《校委會主席議案》。身為家長，我也支持取消TSA。這些決定，一方面是來自我的香港公民身份，另一方面亦是出於基督徒的責任。
這些事亦令我們看到教會和政治之間那不可分割的關係。在教會內有一種意見，認為教會是「另類群體」，意思是教會不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只需在信仰群體中活出不一樣的生命和關係，透過見證去吸引和轉化社會。然而這「另類群體」內的孩子仍要在學校讀書，成員仍會在學院內任教。今天若我們只作「另類群體」不問政事，只會任憑政權繼續干預教育事務，家庭繼續受奴役。看來「另類群體」的觀念說是漂亮，實踐起來卻難免「離地」。所以當教會是香港的主要辦學團體，教會在家庭和教育有美好的信息和願景，就必須在教育事務上積極參與和表達意見，才是進入世上的鹽和光。
Photo credit: 《蘋果日報》（2015年6月23日）
哎，响呢一方面，我覺得很無語。如果有讀過社會或心理學都會知乜叫social identity（社會身份）. 例如你係香港人丶男姓丶某學校學生或校友丶某家庭或教會成員。有的是天赋與，如性别、家庭丶族羣等。某些身份如信仰丶所屬教會等皆屬後天可選擇。如你可以従佛教改信基督教，從教會A轉到教會B。當個人面對各社會身份出現衝突丶不協調和出現取捨時，當事人就可能要面臨放棄或重组某些社會身份的優先次序。例如當年作為大學生的香港人，面對社會各種不公義的衝擊時，本着行公義丶好憐憫的精神在社會發聲。假如在教會內被看為激動丶絆倒人丶不屬靈等，或許會出現身份認同危機。也許有些人認為教會只是大家互訴平安的安慰所，卻與社會上大事大非没啥關係，哪倒不如不去也罷。你看西方社會不就是説自己是基督徒，但卻不上教會。我也正在思想being religious 及 being spiritual 的分别。假如恆常参加教會活動應該算religious 吧。但你不常參加宗教活動，卻按信仰的教導和指引生活，但未必参與教會活動也可算是spiritual 吧！當然你可以說你spiritual 的話聖經和聖靈會感動你投入教會恒常活動。但當事人發覺参加那些活動是離地和跟其他社會角色認同有予盾時，問題就出現。或許教會的角色會失去一代人。我不是專家，只是有感而發，求 主憐憫教會和信徒如何回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