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接過紅包，總喜歡躲在一角偷看裏面有多少錢。有一天，一個向有「浮誇吝嗇鬼」之稱的富貴友人來拜年，給我一封紅包，說是給我們三姊弟的。
我拿着軟綿綿的紅包，知道不是銀幣，便興奮地跑進房間，準備與姊姊和弟弟分紅。但一打開，發現裏面是一張十元紙幣。那時候我剛學過除數，隱約覺得不對勁，忙不迭走回客廳，眉頭深鎖地揚聲問：「媽媽，十元除以三個人，除不盡，怎麼辦？」
媽媽有點驚訝，一時答不上嘴，那位友人訕訕地說：「啊，是我疏忽了，我多給你們兩元，行不行？」
我認真地想了一想，然後回答：「十二元，除得盡。」
自此之後，父母經常在茶餘飯後提起這則小插曲，讓一家人剖析：「誰說十元須平均分配三人？何不學習孔融讓梨，讓弟弟多拿一塊？」
我開始有一點講公平的意識。可人漸大，看公平又會有不同的層次，與人爭拗亦隨之增加，我家又是一個啟發之地。
爸爸喜歡把孩子們的鋼琴考試證書放入相框，擺放在鋼琴上，作為嘉許。在公平的原則下，爸爸很自然地為每一個孩子平均分配一個相框，但我卻覺得不妥當：「我兩次考琴成績都比姊姊好，她不配相框，兩個相框都要放我的優異狀！」
爸爸卻堅持姊姊也應該有展示證書的機會，於是兩父女吵起來，他被我的死纏難打氣得不可開交，禁不住補上一句：「我有自由決定給誰買什麼東西！」
此話一出，我的 middle child syndrome 就發作，淚如泉湧地罵他偏心，處事不公，冷戰足有三日三夜。
這次爭拗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什麼是公平？爸爸予每個孩子平等的機會是一種公平原則，我以成績優次來衡量也有道理。
當我進入大學時，必須修讀倫理學，才知道眾多學派對公義都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各有道理：平等主義、實利主義、自由意志主義……
政治哲學家對於何謂公義，辯論了二千年。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職場中，不難看到他們的影子。簡單如爸爸的獎勵計劃，複雜如社會福利分配、市場經濟運作、教育政策、機構不同部門的資源分配、勞資關係等，總有人認為制度不公，自己利益被忽略，所持立場都不自覺地代表了不同學派的觀點。
六年前當我開始打理毛衣廠的時候，一位前輩諄諄囑咐：「工廠向來是非多，很多老闆和廠長的致命傷，一是怕得罪夥計，寧願不處理人事糾紛，或『斬腳趾避沙蟲』，誰聲大便遷就誰；一是『耳仔軟』，親信說什麼就會信什麼，變成偏袒一方。這兩類人都沒有正視問題，對症下藥。在很多糾紛中，這一邊廂的人不完全對，那一邊廂的人也不完全錯，真相難辨，也有很多道德兩難狀況。但有問題就要儘早處理，也要兼聽與求證。」
於是，當我聽到有同事投訴，深入了解其意見後，我會主動向另一方了解故事的另一面。如果雙方存在很大的紛歧，各持己見，而我又無法把握事情的真相，便會召集各方坐在一起，講清講楚，也可防止有人趁對方不在場而加鹽加醋。把焦點集中在具體細節的爭議，讓大家了解彼此對事情的公平如何詮釋。了解事情的核心問題後，我會引導大家在公司整體利益的大前提下，一起出謀獻策，提出一個雙贏的方案，否則便要有人作出讓步和妥協。
迴避糾紛的另一極端，是關係的撕裂。我也會被夥伴誤解，對方只看到公平公道的其中一個角度，不願聆聽我的觀點，甚至不斷提出指控和人身攻擊。我的耐性不斷受到挑戰，最終放棄單方面地維繫關係，開始矮化對方，產生惡性循環。我只能眼巴巴看着合作關係奔向撕裂，最後各走各路。
小時候跟父母鬧翻了，我們頂多是短暫冷戰，皆因一家人擺脫不了對方，冷靜後總能和解。然而，與朋友、同事、合作夥伴鬧翻了，很可能只有一條末路 ── 關係撕裂。關係一旦決裂了，日後就很難修補 。
其實，在「斬腳趾避沙蟲」與關係撕裂這兩極之間，還有無限空間。最重要是認識公平公義有多角度的多元思維，無論是家庭、公司和社會裏的糾紛，我們都要持開放態度，聆聽不同意見，提高對話的質素，精通妥協的藝術。
原載《信報》，〈故事人生〉副刊，2015-02-27，獲作者同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