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接過紅包,總喜歡躲在一角偷看裏面有多少錢。有一天,一個向有「浮誇吝嗇鬼」之稱的富貴友人來拜年,給我一封紅包,說是給我們三姊弟的。
我拿着軟綿綿的紅包,知道不是銀幣,便興奮地跑進房間,準備與姊姊和弟弟分紅。但一打開,發現裏面是一張十元紙幣。那時候我剛學過除數,隱約覺得不對勁,忙不迭走回客廳,眉頭深鎖地揚聲問:「媽媽,十元除以三個人,除不盡,怎麼辦?」
媽媽有點驚訝,一時答不上嘴,那位友人訕訕地說:「啊,是我疏忽了,我多給你們兩元,行不行?」
我認真地想了一想,然後回答:「十二元,除得盡。」
自此之後,父母經常在茶餘飯後提起這則小插曲,讓一家人剖析:「誰說十元須平均分配三人?何不學習孔融讓梨,讓弟弟多拿一塊?」
我開始有一點講公平的意識。可人漸大,看公平又會有不同的層次,與人爭拗亦隨之增加,我家又是一個啟發之地。
爸爸喜歡把孩子們的鋼琴考試證書放入相框,擺放在鋼琴上,作為嘉許。在公平的原則下,爸爸很自然地為每一個孩子平均分配一個相框,但我卻覺得不妥當:「我兩次考琴成績都比姊姊好,她不配相框,兩個相框都要放我的優異狀!」
爸爸卻堅持姊姊也應該有展示證書的機會,於是兩父女吵起來,他被我的死纏難打氣得不可開交,禁不住補上一句:「我有自由決定給誰買什麼東西!」
此話一出,我的 middle child syndrome 就發作,淚如泉湧地罵他偏心,處事不公,冷戰足有三日三夜。
這次爭拗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什麼是公平?爸爸予每個孩子平等的機會是一種公平原則,我以成績優次來衡量也有道理。
當我進入大學時,必須修讀倫理學,才知道眾多學派對公義都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各有道理:平等主義、實利主義、自由意志主義……
政治哲學家對於何謂公義,辯論了二千年。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職場中,不難看到他們的影子。簡單如爸爸的獎勵計劃,複雜如社會福利分配、市場經濟運作、教育政策、機構不同部門的資源分配、勞資關係等,總有人認為制度不公,自己利益被忽略,所持立場都不自覺地代表了不同學派的觀點。
六年前當我開始打理毛衣廠的時候,一位前輩諄諄囑咐:「工廠向來是非多,很多老闆和廠長的致命傷,一是怕得罪夥計,寧願不處理人事糾紛,或『斬腳趾避沙蟲』,誰聲大便遷就誰;一是『耳仔軟』,親信說什麼就會信什麼,變成偏袒一方。這兩類人都沒有正視問題,對症下藥。在很多糾紛中,這一邊廂的人不完全對,那一邊廂的人也不完全錯,真相難辨,也有很多道德兩難狀況。但有問題就要儘早處理,也要兼聽與求證。」
於是,當我聽到有同事投訴,深入了解其意見後,我會主動向另一方了解故事的另一面。如果雙方存在很大的紛歧,各持己見,而我又無法把握事情的真相,便會召集各方坐在一起,講清講楚,也可防止有人趁對方不在場而加鹽加醋。把焦點集中在具體細節的爭議,讓大家了解彼此對事情的公平如何詮釋。了解事情的核心問題後,我會引導大家在公司整體利益的大前提下,一起出謀獻策,提出一個雙贏的方案,否則便要有人作出讓步和妥協。
迴避糾紛的另一極端,是關係的撕裂。我也會被夥伴誤解,對方只看到公平公道的其中一個角度,不願聆聽我的觀點,甚至不斷提出指控和人身攻擊。我的耐性不斷受到挑戰,最終放棄單方面地維繫關係,開始矮化對方,產生惡性循環。我只能眼巴巴看着合作關係奔向撕裂,最後各走各路。
小時候跟父母鬧翻了,我們頂多是短暫冷戰,皆因一家人擺脫不了對方,冷靜後總能和解。然而,與朋友、同事、合作夥伴鬧翻了,很可能只有一條末路 ── 關係撕裂。關係一旦決裂了,日後就很難修補 。
其實,在「斬腳趾避沙蟲」與關係撕裂這兩極之間,還有無限空間。最重要是認識公平公義有多角度的多元思維,無論是家庭、公司和社會裏的糾紛,我們都要持開放態度,聆聽不同意見,提高對話的質素,精通妥協的藝術。
原載《信報》,〈故事人生〉副刊,2015-02-27,獲作者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