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沒有哪個當代的德國神學家能夠像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一樣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廣泛的影響。也沒有哪個當代神學家能像朋霍費爾一樣廣泛地引起爭議。
大多數人對朋霍費爾產生興趣，是因為他悲劇英雄般的死亡。1945年4月9日，納粹德國戰敗前一個月，因為參與德國國防部官員密謀刺殺希特勒的行動，朋霍費爾在弗洛森伯格（Flossenbuerg）集中營死於納粹的絞刑架，終年39歲。
大概沒有哪個當代的德國神學家能夠像潘霍華（又譯：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4 February 1906 – 9 April 1945）一樣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廣泛的影響。也沒有哪個當代神學家能像潘霍華一樣廣泛地引起爭議。
大多數人對潘霍華產生興趣，是因為他悲劇英雄般的死亡。1945年4月9日，納粹德國戰敗前一個月，因為參與德國國防部官員密謀刺殺希特勒的行動，潘霍華在弗洛森伯格（Flossenbürg）集中營死於納粹的絞刑架，終年39歲。
戰後元年，他在普世教會的朋友在德國境外開始紀念他。1945年7月27日，英國奇賈斯特主教貝爾（George Bell, Bishop of Chichester）在倫敦為他舉行追思禮拜；他的荷蘭朋友神學家胡夫特（Willem Adolph Visser ‘t Hooft）則在1945年末為他出版第一本紀念文集《福音的見證》（Das Zeugnis eines Boten）。如同他透過倖存的獄友在1945年4月7號帶給主教貝爾的最後訊息：“對我來說這是結束，它也是新的開始。”他的生命終結不是結束，而是他在戰爭中為公義犧牲性命，用生命見證信仰的殉道為人們所認識的開始。
隨著戰後德國對納粹的清算，以及對納粹時期德國抵抗運動的重估，潘霍華在家鄉也開始為人所知。1946年4月9日，在他遇害一周年之際，他在1943年4月被捕入獄後兩年多的監獄生涯中創作的九首詩歌，以《通向自由之路：獄中詩歌》（Auf dem Weg zur Freiheit）之名在德國首次出版。其中的詩歌“護佑善力”（Von guten Mächten）被改編為廣為傳唱的讚美詩。詩的結尾他寫道：“護佑善力，完美庇護/坦然面對，將臨一切/有神同在，夜間清晨/日復一日，定必如此。”這首寫於1944年歲末的讚美詩是他生命最後的見證之一。那時他已知曉所參與的密謀失敗，自己即將面臨極刑，卻在這樣的處境中體驗到對上帝最深的信賴。
潘霍華與親友的獄中通信則於1951年在慕尼克初版。書名《抵抗與順從》（Widerstand und Ergebung）出自他在1944年2月21日給好友貝特格（Eberhard Bethge）信中的關鍵字，暗合他參與的抵抗運動以及內心對上帝給予的此世命運的順從。這些記錄他獄中神學思考片段的書簡迅速引發了神學界對他的興趣，被不同的解釋者從不同的角度解讀。自由派或正統派從各自的需要出發闡釋潘霍華的神學。他提及基督徒應認真對待“已成年的世界”，在此人們不再需要作為形而上學的、或作為內心終極問題解答的上帝形象，這激發了六十年代英語世界中的“上帝之死神學” ；他提出要重視此岸世界，教會不應與之隔離，而應在此岸的世界為十字架上苦弱的上帝做見證，這一思想滋養了莫爾特曼的十架神學……不僅在德國和歐洲，連美國的黑人神學，韓國的民眾神學以及南非反對種族歧視的教會抗爭都受到他的思想和追求公義的行動的激勵。
更打動公眾的是他在獄中面對審判、密謀敗露乃至死亡的命運所散發的不變的從容、明快、友善和自由。他制定並嚴格遵循在獄中閱讀、運動的計畫，大量閱讀，每日散步。他給犯人們寫禱告詞，履行一個牧師的職責。然而有時，他也對自己產生懷疑。在給好友貝特格的詩歌“我是誰”(Wer bin ich?）中，他寫到自己的困惑。在獄中有兩個潘霍華，一個是他人眼中的潘霍華牧師: “人們常對我說，我踏出牢房，信步閒庭，如同一個紳士走出他的官邸。……他們常說，我和獄卒聊天，那麼友善、自由、清晰，仿佛我對他們發號施令。”一個是只有獨自面對上帝時才展現的，那為被囚的命運戰慄的潘霍華：“（我）像一隻籠中鳥，驚慌不安、急不可耐、奄奄一息；又像被人扼住咽喉，死中求生……”
這看似矛盾的兩面的潘霍華在他對上帝的凝眸中卻達致和諧。他用“生命的複調”（Polyphonie des Lebens）來比喻上帝的愛和此世生活的和諧。對上帝的愛和我們對此世整全的生活的追求就像複調音樂中固定旋律(cantus firmus)和對位聲部(Kontrapunkt)的關係。“我們全心愛上帝和永恆，這不意味著要貶損此世的愛（比如舊約雅歌中歌頌的愛情）。對上帝的愛是我們生活中的固定旋律，我們生活中的其他聲部就是對位的旋律。對位旋律有其全然的獨立性，然而又必須與固定旋律緊密相連 ……固定旋律越清晰，對位旋律就越能盡其所能的被譜出”。（1944年5月20日給貝特格的信）——對潘霍華而言，對上帝的愛並不在遙遠的彼岸，而就發生在對此世所經歷的一切的接納當中。正是因為有對上帝的全然的愛和信任，此世生活中不可承受的輕與重、樂與苦被他當作演繹整全生命的不同旋律欣然接受。這種上帝和此岸的關係得益於他對於舊約中上帝在此世與以色列人同在的深信，又源於他對迦克墩信經（Chalcedonense） 中基督神人二性關係不相混淆不相交不離不分的闡發。他認為在此岸的當下就能看到上帝的旨意，如同通過對位元旋律認識到固定旋律。而上帝的旨意正是要我們專注於生命的整全和豐盈。可惜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只看到生活的一面，卻忘記了整全的生活、忘卻上帝。
在獄中，潘霍華經歷了盟軍1943年底到1944年初對柏林的集中轟炸。1944年5月29日，他寫道：“人們往往將每日遇到的威脅視為生活的全部。我在這裡一再看到，很少有人能擁有同時接納一切的能力。戰機來襲時，人們魂飛魄散；美食當前，則馬上垂涎三尺；事與願違時，他們手足無措；當他們終於如願以償，則馬上心滿意足。他們就這樣與個人生命的整全和豐盈失之交臂。”潘霍華在獄中正確地看到了現代人生活無力感的來源——這種累積的無力和惰性被神學家韋爾克（Michael Welker）定義為現代意義上的惡：這就是與上帝和整全生命的隔絕。他在獄中的神學遺產在今天對我們生命的成長和思考仍然意義重大。
1967年，潘霍華的好友貝特格出版了《潘霍華：神學家，基督徒，同代人》(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Christ, Zeitgenosse)一書， 書中洋溢著他對曾和潘霍華弟兄同奔天路的喜悅。讓我們以貝特格晚年接受電臺訪談，談到潘霍華的話語來結束本文：“潘霍華精通神學；但是，他又是那麼的通情達理，富有同情心（說到這裡，老年貝特格面對鏡頭露出孩童般的笑容）；他喜愛音樂，愛好運動。在這些領域裡，我們自由地交流！”
謹以此文紀念潘霍華109歲冥誕。
注釋：
本文中所有引用文本均由筆者從德文原文譯出。
[1] 然而“上帝之死”神學家們忽略了潘霍華一再探討的已成年的世界中基督徒和教會的責任以及其與十架上帝的關係！“已成年的世界”和“宗教已終結”在潘霍華信中一再被同時提及。都旨在歷史性的描述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在潘霍華的術語裡，宗教有其特定的含義，是指圍繞形而上學的或者作為內在終極問題解答的上帝形象所形成的體系，應被拋棄。對潘霍華來說，宗教的上帝定義是把上帝限制在人類理智和情感的邊緣。因此他的宗教批判的宗旨在於區分宗教和信仰。對他來說，上帝在信仰中一直處於人們生活的中心。
[2] 由公元451年在小亞細亞的迦克墩（位於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基督教第四次大公會議制定。《迦克墩信經》界定了基督的神人二性，它深遠地影響了後世的基督論。它規定基督的神人二性“不相混淆，不相交換，不能分開，不能離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