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就是去愛，它是探究和讚美，是懺悔和上訴。”（《學習》，第102頁）
“他是我想說的全部，直到我不能談論他。”（同上，第3頁）
梅頓(Thomas Merton，1915-1968)不僅是一位嚴規熙篤隱修會的修士，一位靈修大師，一位社會活動參與者，他還是一位作家。成為天主教徒後,他一直面臨作家與信徒身份的張力，但對寫作的認識卻隨著他信仰生命的成熟而成熟，而寫作也一直是他成聖道路的助力。
他父母都是畫家。但母親在他六歲時去世了，父親在他十六歲時病逝。父母的早逝使得原本就承襲了文藝氣質的他變得更加敏感，且有些憤世嫉俗。十四歲時的他就對英國文學懷有極濃厚的興趣,他不僅涉獵經典，還寫詩，寫小說，夢想著自己的小說有一天能在紐約最好的出版社出版。他二十四歲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在那裡教授英國文學，並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紐約先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寫書評,進修院前已經寫完三本小說，一本日記集和一本詩集。（參，《七重山》）進修院後“他更是大量寫作，至少寫了35本書和大量文章。”（《遇見》，第57頁）
雖然很小的時候在貴格會受了洗禮，但他真正進入基督的信仰大概要在成為天主教徒之後。他在修讀法國中世紀文學時,寫了一篇課程論文《聖母院的游吟詩人》,那時他開始被天主教文化吸引。而喬伊絲的《青年藝術家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使他對修士生活心生嚮往。他在以自己為主角的小說《我與蓋世太保的爭論》中問道：“什麼是和平？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愛？我們為這些做好了準備嗎？”他更要問的是：“在這個紛擾嘈雜的世界上，我的位置在哪裡？”（《遇見》，第56頁）最後這個問題把他帶入了修道院。
可以說幾乎一輩子，他一直都在面對寫作和信仰之間的張力。這種掙扎在他成為修士的1941年尤為劇烈。2月2日，他還未入修院，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不知道哪些寫作可以真正稱作我的寫作，也不知道我的禱告我的行事哪些來自我自己的意志。…這一切難以捉摸，當我把它們寫下來，我開始有了更好的理解。”（《學習》，第47頁）然而，過了不久，當他拜訪完修院面對是否要成為一位修士時，他的內心似乎失去了方向，他寫道：“我懷疑我是否已學會了為謙虛祈禱。我只渴望一件事：愛天主……跟隨他的旨意……這是否意味著有一天我會在這修道院內做修士呢？”（《遇見》，第22頁）這時，他甚至嘲笑自己對文學的興趣：“我為所有我在十七至二十歲期間讀過的小說感到驚奇……勞倫斯、伍爾芙、海明威、巴爾扎克、福樓拜……我讀過太多小說了，我不想再讀下去了。而且，我認為無論如何小說是一種劣等的藝術形式。”（《遇見》，第22-23頁）不過，他並沒有放棄寫作及對文學（包括小說）的興趣，因為隨後他很快就開始找到了一種嶄新的語言。4月7日，在去往修院的路上，面對自己剛寫完的小說，他說：“我應該撕掉這本書上所有的東西，及所有其它我寫過的東西，並從此處再開始。”（《遇見》，第22頁）他又說：“除了愛的語言，沒有任何一種語言能說出我要說的這些；而在那兒，他將教會我如何像一個孩子和一個聖人那樣使用那種語言。他是我想說的全部，直到我不能談論他。” （《學習》，第3頁）梅頓說的“他”是指耶穌。
進入修道院後，經歷了獨處的生活,梅頓對默觀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對自己作為作家的願景也變了，默觀給予他寫作的力量和新的視角。“寫作成為他通往真正靜默和獨處的入口，而非阻礙。而寫作事實上已成為他成聖的唯一途徑。”他寫到：“如果我要成為一位聖人，我也必須把自己成為怎樣的人記錄下來……以最單純、最真誠的方式，毫無掩飾地寫下我自己。”（《遇見》，第62頁）他在默觀中面對神，也發現自己對寫作的恐懼，反而在信仰的道路上更加堅定：“但也許我所怕的是我寫的東西被拒絕。…若天主要我寫作，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寫作…但前往苦修會是興奮的，它使我充滿敬畏與渴望。我一再回到這個思想：“撇下一切所有！”（《遇見》，第62頁）
過了八年，他意識到寫作在他的生命中絕不再是他靈魂成全的障礙，而是成全所仰賴的條件。他對書寫的方式和使命愈加明確：“必須把我的樣子寫在紙上。這聽起來或許簡單，但絕不是一個容易的使命。要盡我所能做好一個修道士，要堅持我自己，並把它寫下來，即完全質樸、誠實地把自己記錄在紙上，不隱藏一絲一毫，不混淆任何問題：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自身充斥了幻想和對外在事物的依戀。這些不得不一併放下，但不得有誇大、重複，和無用的強調。做到直白而不枯燥，如同背負一個十字架。雖然不引人注目或痛苦，可它需要一種高過我們自身秉性的誠實。這必須來自聖靈。”（《學習》，第246頁）
又過了七年，類似的張力再次來臨，他借小說家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的口說：“一個小說家能成為聖徒嗎？一個小說家能拯救他的靈魂嗎？但或許他靈魂的得救，甚至他的成聖，恰恰依賴這個角色。‘他若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就要先丟了它。’”（《學習》，第237頁）兩年後，他更進一步看到：“我不想像被強迫症驅趕著一樣寫作，我要自由地寫作，因為我是一個作家，寫作對於我就是思考和生活，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也是禱告。……需要做的只是榮耀神，通過接受他的禮物和他的作品榮耀他。” （《學習》，第270頁）不過，甚至在1965年，他仍要一再面對這種張力。他對自己說要放下一切自我形象設定：“看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被裡頭的瘋子聖西門所感動，發現自己更深的恐懼是放下自己做一個基督徒、一個作家甚至做自己的自我意識。他決心要放下。（《學習》，第220頁）
同年，他在神學上的思考更加成熟了，他認為“人受造的本身是啟示的開始。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幷向人顯現，人因此成為他對人所說的話。人的受造本身即代表與他結合的使命，並且，若人一直誠實純全，人的生命和周圍的世界必定會訴說他，訴說人的呼喚。…神在基督裡成為人。通過成為與我一樣的人，他把自己與我連在一起，使我成為他的顯現…我是他在我身上的使命，以及借著我在所有人身上的使命。”（《學習》，第220頁）
這種神學觀讓他更透徹地看待寫作，寫作成了他去接近生命、去愛，去還債的方式：“對我而言，寫作可以說是或接近於生命本身單純的工作：通過創造性的思考和領悟，幫助生命本身在我裡面成長，使之成為實有，或通過智力、行動和愛為它找到位置。因為寫作就是去愛，它是探究和讚美，是懺悔和上訴。愛需要見證，不是為了使自己確信自己的存在（“我寫，故我在”），而是為了償還我對生命、對生命、對世界、對他人的負債。我要用敞開的心大聲地講出來，講那些對我真正有意義的事。我寫過的糟糕的作品完全是一己專斷，不是斷言必須如此，就是宣示懲罰。糟糕是因為缺少愛，而好的作品恰恰是由於裡面充滿愛。最好的素材就是直白的懺悔和見證。” （《學習》，第102頁）
就是這樣，作家梅頓在神在人在自己面前赤露敞開，在他的作品中，無論是日記、靈修小品還是文學創作，我們都能感受到他的心跳，他的氣息，他靈魂的律動，他為愛寫作的痕跡。現在我們來感受一下，讀一首他為1943年因戰爭葬身大海的唯一親弟所寫的詩：
好弟弟，若我無法成眠，
我的雙眼是你墳上的花朵；
若我咽不下麵包，
我的齋戒將在你喪生之處如楊柳般生長。
火熱中，我若無緣覓水止渴，
我的渴將化為水泉，獻給你這可憐的旅者。
在哪個戰火彌漫的荒涼國度
躺著你可憐的身軀，迷失，死去？
在哪個災難的鄉土
你不快樂的魂兒迷了路？
來，在我的勞苦中安息，
在我的悲傷裡枕放你的頭，
不妨拿走我的生命，
我的鮮血，
替你自己買張好點的床——
或取走我一口氣，拿我的死
替你自己買來較安逸的長眠。
戰爭中人人中彈，
旗幟倒地蒙塵，
我的、你的十字架仍要告訴人們，
基督為我倆死在我們的十字架上。
在你四月失事的殘骸裡，躺著被殺戮的基督，
基督在我青春之泉的廢墟中哭泣：
他的眼淚似金錢般
滴入你虛弱無依的手裡，
贖你回歸故里；
祂沉默的眼淚落下，
如鈴聲墜落你客地的墳上。
聽啊，來吧：鐘聲呼喊你回家。
（《七重山》，第488-48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