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子跳到他們中間，以凌厲刺人的目光望著他們大聲叫道：「神在那裏？讓我告訴你吧！我們——你跟我——把祂殺了。我們都是謀殺祂的兇手。可是我們怎樣幹這事呢？我們怎能喝光海洋的水？誰給我們海綿可以抹掉地平線呢？當我們把地球和太陽的聯繫解開，我們到底幹的是甚麼？現在它住那裏去？我們又往那裏去呢？離開所有的太陽？我們不是不斷在下墜嗎？向後、向邊、向前、向各個不同方向漂流嗎？還可以分出甚麼是上下嗎？我們不是漂向無盡的虛無嗎？我們不是感到虛空的呼氣嗎？不是越來越冷，黑夜不斷的逼近我們嗎？我們不是在早晨也要點着燈嗎？．．．神已經死了，神仍然是死的。我們把祂殺了．．．這世界上最神聖的，最有權力的在我們刀下流盡血而死：誰會把我們身上的血跡抹乾淨呢？」
尼釆：《快樂科學III， 125》
德哲學家洛維特(Karl Löwith)曾對西方世俗化的發展鐵口直斷：「尼釆的宗教批判是無神論的完成」。尼釆思想的重要性，今天大抵毋庸置疑，但洛維特的判語，卻仍是惹人覃思：到底是在甚麼的意義上，尼釆「上帝已死」的宣告可以理解為現代無神論的完成呢？難道十九世紀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投射論」或馬克思的「人民鴉片說」真箇方斯蔑如？二十世紀佛洛依德的「幻相壓抑論」又或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先於本質觀」確是莫之能儔？
十九世紀的歐洲，無神論思想方興日盛，基督教的聖經及其對世界的解說卻反之備受攻擊，時代的先進當然額手稱慶，但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卻開始面對極其棘手的難題：兩千年以來，西方的宗教與道德二者結為一體，若放棄了基督教的上帝，賴之作基礎的道德價值卻可以如何自存？一個社會，可以沒有上帝，但也可以沒有道德嗎？有識之士漸始明白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領袖伏爾泰(Voltaire)的忠告：「若然沒有上帝，我們便必須創造祂，我渴望我的律師、裁縫、僕人甚至我的妻子信奉上帝，如此，我才會少受劫掠、也少點兒戴綠帽子。」
對傳統綱常倫紀的秉持，讓不少人對教會縱然不滿，卻也未有轉向世俗的無神論。為此，十九世紀西方主要的宗教批判者均視重置道德的基礎為己任，例如右翼的實證主義者孔德(Auguste Comte)及左翼黑格爾陣營的費爾巴克，思想北轍南轅，但均擁戴博愛主義(altruism)，泛愛人類，呼籲以普世人類替代上帝作為新社會的道德基石，「神是愛」變易為「人是愛」。篤信科學的孔德晚年更創設「人道宗教」，將上帝從祭壇上趕下來，改奉普世人類為至高的「主」，是信徒奉獻委身甚至頂禮膜拜的對象，其餘種種則簡單直截剽襲天主教，擬就「人道宗教」的禮儀、年暦及聖人等等。
然而，時代的先知，卻首先出現於俄羅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長空烈焰，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用文學的筆鋒，勾勒了整個時代的靈魂；伏爾泰的忠告中隱匿不為人在意的精魄，在杜氏的小說中，得以真身映顯：「一切均是容許的，若然上帝不存在。」當時代的精英，僅僅滿足於新瓶舊酒，拒斥上帝，卻死命擁抱基督教的倫理典訓，杜斯妥也夫斯基卻以小說«罪與罰»及«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直叩一個為時人所輕忽卻更為核心的問題：沒有上帝的新世界將會是怎樣？尼釆繼踵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探問，在哲學上為「上帝已死」這宣告鉤深發微。沒有了太陽，我們還可以怎樣區分上下西東？上帝既已死亡，傳統的仁愛道德等價值怎麼還可以證立？沒有上帝，為甚麼不可以將愛也扔掉？將「神是愛」易轍為「人是愛」，不過是孩提稚嫩的行為，只有及齡的人﹣啟蒙的精神﹣才無所畏葸，一以貫之沒有上帝的信念。故尼釆倡言重估一切的價值，而他的超人(Übermensch)，才是新世界價值的奠基者。如此，爭論上帝能否創造一塊祂不能擧起的石頭，頂多是無神論的入門。真正的無神論，不在於主詞(subject)，而是在於謂語(predicate)；真正的無神論，不在於邏輯上是否能證明上帝的存在，而是沒有上帝，將會帶出一個怎樣的價值世界——一個再不能依附基督信仰價值的新天新地！是在這個意義上，洛維特理解尼釆的宗教批判才是無神論的最終完成。也是這個原因，我認為上面所徵引尼釆在«快樂科學»的文字，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宣告，強如馬克思的«資本論»或佛洛依德的«夢的解析»亦難望其項背。
二十世紀不少世俗的人文主義者，對尼釆的教晦茫然不解，雖對基督教切齒拊心，進而拒斥外在的客觀道德法則，卻又渴想為現代仁愛留一席位，於是努力在人實然的自利與應然的捨己中間謀取平衡，絮絮叨叨，最終道理說得語無論次。直至法國的沙特出，方始重召尼釆的幽魂，不再自困於任何「外在」倫理的規範，「存在先於本質」，沒有所謂客觀的本質外加於己身，一切都是自己存在地決定，人只要為這自由的決定付上責任便可。沙特的哲學，體現現代自由觀極致的想像，但他個人的倫理訓導，卻是對世俗人文主義倫理觀無情的嘲弄；再沒有「人是愛」了，反之，沙特宣告：「人群是地獄」(hell is other people)。
將現代基督教與世俗社會的爭論，置於西方這近現代思想交鋒的脈絡，讓我們較容易對其窮源竟委。過去百載，不少世俗的人文主義者，猶抱琵琶半遮面，聽不進尼釆的教晦，近這二三十年，我們時代的先進才開始躬身蹈行尼釆的教晦，敢於顛覆傳統中那怕是最核心的價值，甚麼多元婚姻的提倡、兒童安樂死的立法，不過是對尼釆「上帝已死」這宣告的實踐而已；沒有上帝、沒有任何外在的天道人倫，一切只是人的意志人的慾念！一切都可以容許！今天，不少自命前衛的「基督徒」對尼釆的教晦亦復置若罔聞。若然十九世紀的世俗人文主義者失之於膽怯，新瓶舊酒，以基督信仰的價值蒙混過關；則那些現代前衛的「基督徒」則失之於詐偽， 新酒舊瓶， 將不少以摒棄上帝為前題的現代價值，硬要說成是基督信仰所擁抱，口中認信上帝，心實嚮往沒有上帝的價值天地，故此只能詐偽。尼釆要重估一切的價值，但他仍然視「真誠」為超人的劭德，開誠布公，一以貫之心中的信念，為此，尼釆縱然是現代基督信仰最頑強的思想對手，卻更值得基督徒所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