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座令人倍感沉重的城市，作為中國都城的往昔實在沒給它帶來多少美好的記憶，尤其是1937年12月日軍的大屠殺，更令它蒙上了一層傷痛的面紗。5月中旬在開往南京的高鐵上讀著《拉貝日記》，終於決心去大屠殺紀念館直面那塊的漆黑。當地朋友告訴我，南京人有句口頭禪——“多大事兒”。在看了紀念館中那一幅幅可怕的照片之後，我才能嘗試著去理解表面上滿不在乎、舉重若輕的這句話，其背後的那份沉重。
面對歷史，總有人竭力銘記，也有人拼命遺忘。與德國戰後歷屆政要多次就納粹大屠殺向猶太人表示懺悔形成鮮明對比，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4月底訪問德國前對《法蘭克福彙報》記者表示，日本不會仿效二戰後德國向鄰國道歉以尋求和解。什麼是這種反差背後的原因呢？
受儒家影響包括日本在內的東方文化，都傾向於注重名譽，好面子，怕丟臉，具有強烈的羞恥感，以致被稱作“羞恥型”文化。在孟子看來，人性在道德層面而言其本質規定性是仁義的，此先天內在的仁義就是人性。他指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 告子章句上》）這樣人性先天就具備仁義的種子，只要認識並順應這一內在固有的善，並通過寡欲養心使其發苗壯大，就可以成為具有仁義聖善之德的聖人君子。所以，孟子肯定“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 告子章句下》）這種對人性極為樂觀的觀點。王陽明更進而指出“滿街皆聖人”。總之，人性具有善的無限潛力，關鍵是自己好自為之。換句話說，儒家給出的成聖途徑是自力式的。孟子就曾教導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孟子. 告子章句下》）這些純屬表面形式，關鍵的孟子沒說，就是以堯之心為心才真的成為堯。
事實上，除非降低標準，人其實根本達不到完全意義上的仁義聖賢。或者退一步說，心性修養並非一朝一夕，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殊為不易。連孔子都是到了70高齡才“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 為政篇第二》）這種應然和實然的張力會令人感到煎熬、焦慮，立志行善且努力去做，但實際上心思意念與外在表現卻無法表裡如一，於是便生怕被人發現自己的“偽君子”真面目，就撐門面，下足表面功夫，掩飾自己的一切缺點和錯誤，力圖在人前表現得完美無缺、無可指責。而大家彼此彼此，都心照不宣。
儒家處理人際關係的原則，從消極角度而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角度，就是忠恕二字，即以待自己的態度對待人，盡己為人謂之忠——中人之心，推己量人為之恕——如人之心。說話做事要給人留餘地，為人隱惡揚善，寫歷史要為尊者諱。即使對方不小心暴露短處，也要為對方留面子，儘量不要把話挑明、把事做絕，免得對方難堪，以致於老羞成怒。給對方面子，就是給自己留後路，只有對待不共戴天的敵人，才會不遺餘力地揭短，置之死地而後快。一旦決意揭發批判對方，就必須踏上一萬隻腳，令對方永世不得翻身，一不做二不休，落井必須下石，否則對方緩過氣來就必報復，以牙還牙，後果不堪設想。而且一旦向對方認罪，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極可能受到對方無止境的羞辱，禍及子孫，世世代代抬不起頭來。由此或許可以看出日本至今拒絕為二戰暴行認罪、指責對侵略的反省為“自虐史觀”的深層原因。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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