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張達明

日前中聯辦在網上發表了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先生與建制派議員會面時，有關2017年普選的講話，令我感到痛心和憂心。

回顧歷史可以明顯得出第45條內列出「按民主程序提名」的規定，目的其實不是有意設多些關卡篩走有實力的候選人，而是希望給香港人一個定心丸，就是這個提名委員會不會胡亂而為，而是會按著民主程序，給我們真正的普選。

香港限制帶奶粉出境的法例剛實施，即時挑起內地人對香港的強烈不滿，不少內地知名人士和全國政協委員都藉北京兩會期間，炮轟香港有關的法例不合理和過嚴。 有人甚至將問題提升到違反《基本法》內保障自由貿易條文的層次，內地網民更連日在微博上作「洗版式」的控訴。眼見勢色不對，港府很多高官近日不斷向傳媒解畫，亦接受內地傳媒的專訪解釋修例的原委，著重澄清法例不是針對內地人而是針對水貨客，亦強調罰則並不一定是「拉人坐牢」。 一方面我理解搶購奶粉的問題已經在香港做成嚴重的市場混亂，令很多買不到奶粉的香港家長非常不滿。港府於是面對很大壓力，需要作出果斷的措施以解決問題。而我亦不同意政協委員胡漢清資深大律師所言，將限制奶粉的法例提升到違反《基本法》的層面。 但另一方面，我卻認為政府修例完全違反了法理邏輯，亦擔心在梁振英領導之下的弱勢政府為了要回應民情，挽回民望，成為一個民粹式的政府。制定法律應該是十分莊嚴的事情，必須要弄清楚制定法律背後的法理邏輯，特別是牽涉刑事責任的法律，必須要有針對性。奶粉並非一些有限的天然資源，亦不是香港自己製造，而是一些外國品牌的自由商品，用機器製造，可以說你要多少便有多少，根本就不應該有法理基礎去限制帶奶粉出境的數目。 故此，政府可以抽取稅項，但卻不應該限制人帶奶粉出境。再加上香港實質上面對的問題，不是所有奶粉都缺乏。根據傳媒的報道，只是有兩隻牌子的奶粉是出現搶購的現象，那麼又有甚麼理據要在法例上禁止任何人帶任何牌子的奶粉出境呢？ 如果按照政府現在的說法，法例是針對水貨客。但有關的法例，卻不是確切的針對水貨客。我們都看到近日被拉上法庭罰款的人很多是一般普通的家長，而不是水貨客。政府的角色，是確保本地的家長有足夠的奶粉供應，而不是捨本逐末，限制奶粉的出口。 事實上，無論政府或供應商的講法，都是有足夠的奶粉存貨，而在商言商，若有更多人想買的時候，供應商自然會樂意多做生意，政府要做的反而是要有效地監管個別的供應商不能耍手段製造缺貨的假象，以至讓供應商提高售價。同時，令資訊更透明，讓家長知道可以在哪裡買到奶粉。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白內地人來香港買奶粉的原因是對本港的貨品質量有信心，這個正正是香港要努力捍衛的Q嘜品牌。當內地的貪腐問題依然嚴重，以致內地人對國家自己出產、包裝的奶粉質素沒有信心時，正正是香港可以貢獻內地的黃金機會。我們與內地人其實都是一家人，為甚麼不可以發揮多點互相幫助的精神？ 我還記得年少的時候，正值內地文革，那時很多香港人都有種血濃於水的情感，用不同的方法幫助內地處於水深火熱的同胞，我母親或祖母經常帶我回到廣州。每一次回去都會穿著幾件內衣褲和衫褲，帶很多東西過關，以送給內地親友。十分違憾的是，到今時今日，很多我們政府的領導或一些位高權重的人，口說愛國愛港，但實際行動上卻看不出他們那種愛我們同胞的情懷，亦見不到他們願意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決心。 我十分希望政府或者議員能夠儘快撥亂反正，撤銷有關法例，舒緩中港矛盾。以後更加要多做一些措施，讓我們能多點關愛內地的同胞。   筆錄：李天恩  

聖經一針見血地說出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會被引誘離開真道，用許多的愁苦將自己刺透。一些想著發財的人，很容易陷入迷惑及網羅當中，所以聖經的勸勉就是虔誠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東西來到世上，亦不可以帶任何東西甚麼離開，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我認為政府要重新定位，在運用這筆額外的財政盈餘上，放棄所謂照顧各階層利益的思維，而是要集中火力，照顧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幫助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又得不到足夠照顧的人去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

在新的一年，我希望香港政府可以放棄以經濟掛帥的思維，不再把推動關愛停留在只是施政的一部份。要建立一個公平公義又關愛的社會，並非發展一種民綷式的福利主義，亦不是在有限的庫房裡不斷派錢。而是要香港政府每一個部門都身體力行帶頭推動關愛，凝聚及推動社會上關愛的力量。

當我們問到究竟怎樣建立一套法治的文化和價值觀，著重的就不是單單法律規條和制度，而是問究竟這套法律，能不能有效地限制當權者權力的使用？這套法律能否達到我們心內公義的標準？

難怪有人說中國欠缺的不是法律，而是法治，其實真正的法治並不在於條文的制定，亦不止於制度的建立，更重要的是發展一套法治的文化和價值觀。

現在國家的貪腐問題越趨盛行，也越來越制度化，而權力也屢被濫用。要做到真正的改變，必然是困難重重。但更重要的，是希望中央領導人能明白到，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不能單靠中央的講話和施壓就可以做到，也不是多立一兩條法律就能成功。 更重要的，是要徹底發展全民監督，建立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機制。

香港需要重新定位，以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發展關愛的社會，作為我們的願景。扶助弱勢，解決貧窮，不應再淪為施政的其中一個範疇，而是要成為特區施政的首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