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日的游行中，一群青年人尝试冲破「中联办」门前警方设置的障栏，引发警民的身体接触与角力。青年人用声音和标语表达他们对「政改」、「高铁」和「刘晓波」事件的诉求。传媒大篇幅报导，引发广泛对「八十后」一代的讨论，有人批评他们「非理性」和「暴力」。

究竟这一群「八十后」的强烈诉求背后，隐藏着什么心态？

他们是为何以这种方法表达内里的不满？

（一） 累积的「挫败感」：他们从幼儿到中学的求学路程上，接收到一个响亮的信息：「你们大部份都是失败者！」。单元的文法学校及单一的评核标准，使一半的学生踏入中学已被认定是失败者：每年中学会考及格率只有一半，会考及格的也只有一半考上大学。接受另类专上教育的（包括职业培训或副学士），有一部份仍自觉是「次等学生」，每年超过一万名「会考零分」的更被认为是一无是处。这种「挫败感」是他们主观的感受，亦因为社会部份人士无情的批判变得更强烈。

（二） 积习的「悲观感」：香港15-19岁及20-24岁的失业率持续高企，在双位数字，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别。这是结构性的失业：工业北移，攀不上金融业，旅游业提供的大部份是低技术职位；青少年喜好的创意产业、及体育事业迟迟没有发展；很多「短期」就业计划未能让他们看见前景。再加上金融海啸的冲击，悲观情绪笼罩全城，部份成年人略转乐观之际，「八十后」仍然抑郁。再加上城市给青少年不少负面标签：「吸毒」、「援交」、「欺凌」……只是加强他们的「悲观感」。

（三） 父母的「疲累感」：「八十后」的父母是「五十后」的一代：步入中年后期，工作时间长、职位没有保障、身体开始疲惫、精力下降、焦虑上升、对退休后生活不够安全感……对自己的子女觉得陌生、从来未有足够时间空间交心沟通；对长大了的子女不愿放弃、未敢期望。「八十后」对他们的父母不敢交心、若即若离，在家中未能得到足够的「安全感」。

（四） 集体的「无力感」：回归后，全城弥漫着被边缘化的情绪；全球目光被北京的奥运、上海的「世博」、中国的崛起所吸引；常常自觉不及新加坡、南韩、日本、印度……一直已有政治的「无力感」，金融海啸后加强了经济的「无力感」。「八十后」在家庭中，学校里、社会中、北上神州、漫游四海仍不能抹去那自觉的「无力感」。

（五） 即时的「满足感」：美国学者着重「数码一代」（Grown up Digital by Don Topscott）的创意、结连力、办别力、及求真的意欲。网络平台改写了他们沟通、学习、娱乐、消费的模式；数码结连的速度，增强了他们对资讯的接触及彼此结连的能力。他们有能力左右美国大选的走势，提升伊朗反对派的声势。他们不愿意等待：期待着好像在Facebook的网友即时的回应，寻求即时得到回应的「满足感」。他们觉得在社会中得不到对他们为「教改」、「政改」、「西九」、「皇后码头」、「高铁」发出的呐喊作出积极的回应。

（六） 模仿的「宣告」手法：「八十后」也在寻求「宣告」自己的存在、及心中诉求的途径。他们观察台湾的民进党、香港的立法会发现一定要「出位」，才得到传媒的报导、抢夺在位者的注意。香港一直保留「游行文化」；当「世贸」在香港举办后，更现场地体验到另类「宣告」手法的威力。

小结：给「八十后」一个对话平台。香港曾经在十八区举办「青年论坛」，及一年一度的「青年高峰会」，让青少年有一个与特首、局长、各界领袖对话的平台 ─他们有能力理性地表达他们的诉求、自控地抒发内心的愤怒、有理据地提出一些教育、就业、体育、文化、政治等相关课题的可行方案。当他们知道已经有人聆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不轻视他们的力量；他们亦甘愿接受一些与自己立场不一样的可行政策。在对话的平台上，亦需要一些双方都尊重和信任的「第三方」，成为理性沟通的协调者、及和谐关系的促进者。（The Third Side by William Ury）

预期未来仍有「政改」、「教改」、经济、就业，及文化等相关的议题，与「八十后」有贴身关系。不能漠视他们的内心感受、需要尊重他们今天发出的声音和力量 ── 他们是这城市的明天。

(本文原载于《香港经济日报》6-1-2010，蒙作者允许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