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八十後」 尊重勿漠視

蔡元雲
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

元旦日的遊行中，一群青年人嘗試衝破「中聯辦」門前警方設置的障欄，引發警民的身體接觸與角力。青年人用聲音和標語表達他們對「政改」、「高鐵」和「劉曉波」事件的訴求。傳媒大篇幅報導，引發廣泛對「八十後」一代的討論，有人批評他們「非理性」和「暴力」。

究竟這一群「八十後」的強烈訴求背後，隱藏着什麼心態？

他們是為何以這種方法表達內裡的不滿？

（一） 累積的「挫敗感」：他們從幼兒到中學的求學路程上，接收到一個響亮的信息：「你們大部份都是失敗者！」。單元的文法學校及單一的評核標準，使一半的學生踏入中學已被認定是失敗者：每年中學會考及格率只有一半，會考及格的也只有一半考上大學。接受另類專上教育的（包括職業培訓或副學士），有一部份仍自覺是「次等學生」，每年超過一萬名「會考零分」的更被認為是一無是處。這種「挫敗感」是他們主觀的感受，亦因為社會部份人士無情的批判變得更強烈。

（二） 積習的「悲觀感」：香港15-19歲及20-24歲的失業率持續高企，在雙位數字，遠高於其他年齡組別。這是結構性的失業：工業北移，攀不上金融業，旅遊業提供的大部份是低技術職位；青少年喜好的創意產業、及體育事業遲遲沒有發展；很多「短期」就業計劃未能讓他們看見前景。再加上金融海嘯的衝擊，悲觀情緒籠罩全城，部份成年人略轉樂觀之際，「八十後」仍然抑鬱。再加上城市給青少年不少負面標籤：「吸毒」、「援交」、「欺凌」……只是加強他們的「悲觀感」。

（三） 父母的「疲累感」：「八十後」的父母是「五十後」的一代：步入中年後期，工作時間長、職位沒有保障、身體開始疲憊、精力下降、焦慮上昇、對退休後生活不夠安全感……對自己的子女覺得陌生、從來未有足夠時間空間交心溝通；對長大了的子女不願放棄、未敢期望。「八十後」對他們的父母不敢交心、若即若離，在家中未能得到足夠的「安全感」。

（四） 集體的「無力感」：回歸後，全城彌漫着被邊緣化的情緒；全球目光被北京的奧運、上海的「世博」、中國的崛起所吸引；常常自覺不及新加坡、南韓、日本、印度……一直已有政治的「無力感」，金融海嘯後加強了經濟的「無力感」。「八十後」在家庭中，學校裡、社會中、北上神州、漫遊四海仍不能抹去那自覺的「無力感」。

（五） 即時的「滿足感」：美國學者着重「數碼一代」（Grown up Digital by Don Topscott）的創意、結連力、辦別力、及求真的意慾。網絡平台改寫了他們溝通、學習、娛樂、消費的模式；數碼結連的速度，增強了他們對資訊的接觸及彼此結連的能力。他們有能力左右美國大選的走勢，提昇伊朗反對派的聲勢。他們不願意等待：期待着好像在Facebook的網友即時的回應，尋求即時得到回應的「滿足感」。他們覺得在社會中得不到對他們為「教改」、「政改」、「西九」、「皇后碼頭」、「高鐵」發出的吶喊作出積極的回應。

（六） 模仿的「宣告」手法：「八十後」也在尋求「宣告」自己的存在、及心中訴求的途徑。他們觀察台灣的民進黨、香港的立法會發現一定要「出位」，才得到傳媒的報導、搶奪在位者的注意。香港一直保留「遊行文化」；當「世貿」在香港舉辦後，更現場地體驗到另類「宣告」手法的威力。

小結：給「八十後」一個對話平台。香港曾經在十八區舉辦「青年論壇」，及一年一度的「青年高峰會」，讓青少年有一個與特首、局長、各界領袖對話的平台 ─他們有能力理性地表達他們的訴求、自控地抒發內心的憤怒、有理據地提出一些教育、就業、體育、文化、政治等相關課題的可行方案。當他們知道已經有人聆聽到他們的聲音，並且不輕視他們的力量；他們亦甘願接受一些與自己立場不一樣的可行政策。在對話的平台上，亦需要一些雙方都尊重和信任的「第三方」，成為理性溝通的協調者、及和諧關係的促進者。（The Third Side by William Ury）

預期未來仍有「政改」、「教改」、經濟、就業，及文化等相關的議題，與「八十後」有貼身關係。不能漠視他們的內心感受、需要尊重他們今天發出的聲音和力量 ── 他們是這城市的明天。

(本文原載於《香港經濟日報》6-1-2010，蒙作者允許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