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時代,誰的大時代?

楊硯    中山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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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深受90后追捧的內地作家郭敬明,拍攝了自己的首部電影——《小時代》(1、2),影片儘管召來了拜金主義的駡名,但成本不足5000萬的小製作電影還是獲得了近8億元的票房。看來,《小時代》一點都不小呀!

按照劇中說法:“我們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窩裡,我們微茫得幾乎什麽都不是。”或許就是這樣一種情愫,解釋了這套電影在80、90后中強大的吸引力,它直指年輕一代的心理感受——“微茫”、“粉末”。事實上,與其將這一種心靈狀態歸結為“獨生子女”政策所帶來的孤獨感,不如說是強調個人主義的市場經濟所導致的一種普遍狀態:在市場化改革中、體制、社會、組織的階梯使得每一個人都需要孤零零地獨自面對市場經濟的黑色魔力。

在小時代里,人們的生活被碎片化、分散化,年輕一代學習按部就班地生活著,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現實卻也淺陋的目標,如償還房貸、掙奶粉錢,“理想”、“夢想”都是些遙不可及的字眼。無論是否接受過大學教育,多數年輕人喪失了思考時代重大議題的習慣。後者都被理所當然地留給了那個遙不可及的大時代,“那個大時代一如既往地存在著,與我們又有什麽關係?”

正如《微茫的吶喊》中所提到的,這種精神狀態與父輩、祖輩們差之甚遠,無論是“把我們的血肉,築城我們新的長城”的救亡圖存,還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建設豪情,或是“美好的春光屬於誰,屬於我們80年代新一輩”的樂觀與理想,都是與“大時代”休戚與共的存在感。[1]在這其中生活的人們,由政治解放、文化啟蒙的理想充盈著,知識的渴望、不懈的閱讀流連於多數人的心間。

可是,在改革開放30年後,當物質生活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小時代”登臺了,這是一個物質主義至上,技術、媒介發達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必然結果,在這個結構里,個人趣味、偏好有了自由表達的條件,它們逐漸取替了政治參與、文化參與,退變為唯我主義、享樂主義和犬儒主義。

對個人趣味、偏好的認可固然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的解放。我們無法拒絕“小時代”的來臨,可是,一個社會若要進步,總要有人懷抱宏達視野、去習慣思考時代問題,總要有人懷抱崇高理想,努力嘗試賦予人類更多存在的意義。

若是一個社會只剩下“小時代”的命題和精神旨趣,它只會無聲地消解、腐蝕著“大時代”命題對於一個社會健康運轉的作用。畢竟,當“大時代”中的自由很脆弱時,“小時代”中的自由,能夠牢固嗎?[2]

[1] 覃愛玲:《微茫的吶喊》,載於《南風窗》第500期,頁53。
[2] 參見:《南風窗》第500期“小時代,大時代”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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