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餅二魚

譚蕙芸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Tam Benny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早上,我與戴耀廷再次相遇。今次,會面地點是他位於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我到訪過幾次,對這裡的陳設感到熟悉:從地板到天花的書櫃放滿了學術書,旁邊擺放了一枝木結他(他愛唱聖詩),還有,最深刻印象的是,在這個又窄又長的房間盡頭有一個偌大的玻璃窗,甚少下窗簾。戴耀廷每次出現,背後都有一道強光襯托,有種宗教式像要高歌Alleluah的Aura(聖光)。

我靠窗坐下,回望他的頭殼。哎呀,乜少咗咁多頭髮,白髮也似乎多了。講個秘密給你知,我跟朋友私底下匿稱戴耀廷做「戴BB」(他也不知道的),部份是因為他的天真性格,也因為他的外表比實質年齡年輕,故此有這稱號,但現在戴BB已不再BB,「佬味」重了。

戴耀廷雖然不算「姿整」,但對外表有一定要求。跟長毛對談那張照片刊出,坊間一致讚賞,認為色調反差大,非常有型,戴卻投訴,太太指他衣服下的肚腩凸了出來。另一次,我跟他說,他在電視鏡頭下的樣子頗「殘」(疲累),他告訴我,太太已逼他做了一次面膜護理。

我第一次遇見戴耀廷是五個月前,在今年二月初。還記得是個星期五下午,地點在沙田某商場的咖啡室。跟這個人訪談,第一個感覺是,他出奇地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筆者在學院工作,見識過學者總會有點心高氣傲,戴耀廷呢,不會因為你是一個小角色而看扁你。筆者問什麼問題,他不會被冒犯,還用心思考,給你答案。

舉一個例子,第一個訪問裏我問他,二○一○政改那次,民主黨與中聯辦談判後,拿回來的方案被人狠批「出賣香港人」。今次爭取真普選,群眾運動的代表若要走進密室跟中方談判,如何能避免被批評為「出賣佔中支持者」?

戴耀廷當時沒給我答案,我也早把事情拋諸腦後。想不到,他回去真的拼命思考,第二次碰面,跟余若薇對話時,他提出了以「商討日」解釋群眾授權問題。其後,戴耀廷幾次跟我說,「商討日是因為你的問題發展出來!」我感到很驚愕。我是誰?不過一個small potato記者,專業生涯向政客發問,已習慣被充耳不聞。由此可見,戴耀廷不會因人廢言,任何人的意見只要合理,他也聽得入耳。

筆者「行走江湖這麼久」,訪問對象有平民百姓也有政商巨賈,戴耀廷有一種純粹和天真的氣質。第一次訪問,我已聯想到,那種氣質源自他的宗教信仰。果然,隨後相處,更令我肯定這個觀察。

有人批評,和平佔中太宗教色彩了,在教會開記招,商討日也要像舉行崇拜般唱詩歌,有人聽到「愛與和平」四個字就要起雞皮疙瘩。大家要明白,戴耀廷本人就是一個虔誠基督徒,你要他擺脫宗教味道,那就不是完整的戴耀廷,而是一個假裝的戴耀廷。曾憲梓曾指控「戴耀廷搞佔中是因為想出名」,我覺得,曾老先生太不了解戴耀廷了,若有得選擇,他根本不會搞掂中。

舉個例,我在二月初訪問裏,問及他在和平佔中的角色,戴耀廷語氣肯定地說,不想做領袖,希望有其他人主理,他則擔任顧問或「軍師」。當時我感覺到,他對牽頭人角色是抗拒的。

怎知到三月底,隨着朱耀明和陳健民也「落水」,戴耀廷似乎漸漸進入發起人的角色。依我觀察,外界期望他能飾演一個說話圓滑,會「畀Bite」(供電視台剪輯使用的精簡發言)的領袖,他偏偏不是這樣。他是心裏相信,口裡就說出來,而且不會為討好傳媒而說漂亮話。亦因為這種性格,政治世界的人會覺得他太「口疏」;黃之鋒在對談裡,也忍不住取笑他「中伏」次數多,經常說錯話。

但我卻看到,鏡頭前和鏡頭後的戴耀廷是一致的。這一點在公眾人物裏極為罕見。戴耀廷在他撰寫的<走過「佔中」的三個月>一文裏說過:「與負責對談系列的譚蕙芸在一次對談專訪前,看到她為我準備好各樣事,我笑說我好像一個藝人,而她成為了我的經理人,對談系列好像變成『佔中飯局』。誠然,走在「佔中之旅」,我就如聖經中使徒保羅所說,「成了一台戲給世人觀看」(林前4:9)。」

我最初讀到這裏,有點不快。我以為,戴耀廷覺得他像個「演員」被我擺布。的確,有人看了這句,還怪罪筆者以傳媒力量介入了和平佔中的進程。我後來請教戴耀廷,這句話意思是甚麼?他解釋,「成了一台戲給世人觀看」意思指,他無所遮掩,一言一行讓世人觀看,這種展示不是為了俗世榮耀,而是謙卑下來,為神所使用。

這就是核心了。戴耀廷經常跟我說:「佔中的進程,快得連我自己也跟不上」。普通人聽完會覺得無稽:「你也跟不上,莫非別人跟得上?」這就是對他的誤解。他所說的是,自己從撰寫文章引發了關注,到現在擔任發起人,他在運動的一切言行,都不是「他自己」的意願,而是有超越自己的力量在主宰,而這個力量,就是他的上帝。

別誤會,我自己也是「教會逃兵」,沒有動機在這裏傳教。我更加明白,對沒信仰的人來說,得悉佔中的發起人看重信仰,或許有點不安。但我卻認為,正正因此令人心安。戴耀廷雖然不會時時刻刻在公眾場合高調談及自己的信仰,但從我長時間觀察所得,他的確視信仰為其生命的重心。我看到,任何一個以人性為考慮的平凡人,根本沒可能有膽量去觸碰刺中中共核心要害的一國兩制底下的普選議題。若一個人不是有比人性更高的使命,他老早應該回家與妻兒享受天倫之樂,或乖乖在院校留守高薪厚職。但我卻看到,戴耀廷自從沾上佔中這件事,他和他身邊的人,正為此付上了難以估計的代價。戴常笑說,只有「傻佬」才會搞佔中,就是這個意思。

明白了戴耀廷的動機與力量的來源,一切就變得明白。有人批評,和平佔中的宣傳「好老土」,因為對他們來說,最重要不是門面功夫,所以宣傳方法有點樸拙;有人批評,發言人說話矛盾,因為他們希望讓大家平等發聲,故籌備商討日,不是以主事人發言為權威;有人批評,他們不懂得利用傳媒做勢,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要啟蒙大家民主精神是什麼,而不是搞人氣泡沫。

不是說,和平佔中不需要改善。從我近距離觀察,佔中的確有不少缺點,可以做得更好(商討日忽然唱歌,筆者也嚇了一跳;佔中三子有時各說各話,大家都會疑惑;宣傳圖文不夠簡潔,基層未必明白)。但正因為戴耀廷看重「超越俗世的譽榮」,他能放下坊間的批評,心無旁鶩地做最重要的事。即使紛擾混亂,他仍能保持清心。他告訴我:「只要不是違背原則,我甚麼都可以放下,尤其是那種『覺得自己應該是怎樣一個人的想法』」。無謂的自尊,他可以不要。

戴耀廷提出佔中後,整個香港政界騷動起來,政治人物要不表態力撐,要不肉緊批評,沒人甘心冷待此議題。有一次我跟他打趣說:「戴耀廷,你現在就像一塊餅,大家爭相來搶,搶來或許為了咬一口,又或者只為扔到地上踩一腳」。戴苦笑,卻跟我發展這比喻。我說,或許這件餅更像聖經裏的「五餅二魚」,可以分給無窮無盡的人吃,像徵佔中人人也能感到「自己有份」,感到被尊重,大家都是持分者。戴很喜歡這比喻。

戴耀廷的確像一件餅,他甘心放下自我,不介意人人都來趁熱鬧,讓大家都咬他一口,所以,跟他親身碰過面的人,無論在觀點上如何跟戴爭論得面紅耳赤,都不能不被他的耐性和善意感化。接觸過戴耀廷本人的人,沒有人會指斥他有機心,最多會指他是個「天真的書生,太學術」。所以,隨着他跟泛民不同派系人物對話後,自二○一○年政改後引發的泛民割裂和衝突,似乎有迹像緩和下來。

然而,佔中每步路都艱巨。六月初,佔中舉行首場商討日,當時我在海外,透過視頻看直播,心情也是忐忑不安。坊間對於「商討日」感到陌生,有人擔心參加者小貓三兩,有人擔心到場市民會有不滿,有人擔心反對者搞亂秩序,有人批評向隨機抽樣的參加者派發一百元的做法。總的來說,社會裡對「商討日」work唔work充滿懷疑。但戴耀廷認為商討日是市民充權,民主精神的重要體現,故堅持推行。然而質疑和批評聲音不絕,有些更來自同路人,叫戴耀廷承受巨大壓力,商討日之前徹夜失眠。

事實証明,戴耀廷是對的。經過佔中三子和一眾義工努力下,商討日順利舉行。參加過的市民,不但認為經驗寶貴,不介意花了一個周日下午舟車勞頓,甚至願意捐出一百元車馬費,無論支持或反對佔中的參加者都認同,參加過程中,感到自己的聲音被尊重,是一種陌生而美好的感覺。這就是戴一直所強調的「賦權」(Empowerment)。

好多人批評佔中,是基於不理解。我曾經問過戴耀廷:「對你來說,提升香港人民主精神,是否比爭取普選更重要?」他認為兩者沒有衝突。我卻看到,有優次的分別。若只想羸,只希望拿到普選制度,運動的走向就只需要增加支持度和人氣,與對手鬥大。但觀乎戴耀廷現在看重的工作,如籌備商討日,或與不同人以無窮耐性去溝通,似乎更希望香港人能明白,民主精神不只是一人一票這麼簡單,而是如何解決公共紛爭,尊重差異又達至真正和諧這個目標。

筆者要承認,未進行對話系列之初,我對民主的認知,和不少香港人一樣,流於表面和口號式。系列完結後我才發現,原來民主不只是四年一次投票,而是可以落實到生活上的一種精神。

我正職是大學講師,四月底,學期尾,最後一課乃同學進行小組簡報(Presentation)。由於我在溝通上的疏忽,同學對計分制度理解出現混淆,有人以為只需要出席一個課堂,有人以為要出席兩個課堂,但評分卻已進行了一半。這下出現了危機,班上同學認為評分方法不公,要求我解決。

我首先就自己的溝通疏忽,向同學致歉(我看到同學的臉上的訝異),然後,我做了以前肯定不會做的事,就是叫停課堂,請全班同學,一起提出解決方法。最初,眾說紛紜,爭持不下。一向性急的我,竟沒半點不耐煩(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還向同學分析不同解決方案的利弊。奇蹟出現了,約十五分鐘之後,我們從三個方案裏,漸漸理出一個方案。原來的紛爭,在商討之後,不需要投票,全班三十五人也能達至共識,大家都感到滿意。我跟同學這樣總結:「有不同意見,只需要慢慢傾,就能解決問題。一個班房是這樣,一個社會,就算在普選議題上,也一樣可以這樣傾。」我覺得,當天同學的簡報內容即使做得如何出色,也不及那十五分鐘的討論來得那麼有教育意義。

離開班房的路上,我思考了很久。回想以前,遇到類似情況,我一般的做法是,叫同學投票解決,卻發生過五十對五十的難堪情況,班房形勢更分裂;故此大部份時間還是以老師高高在上的位置,極權處理,我話事。現在回想,是我對民主不夠信心,而且處理手法不成熟,並不是「民主不是好東西」。

我的意識出現這種改變,和我連續跟戴耀廷合作了三個月,撰寫這個對話系列相信有關。我親眼目睹戴耀廷如何尊重每一個對話嘉賓;見證過他如何解釋民主精神不只是「鬥人多」,而是重視每一個人的發聲權,我想,我潛移默化被他改變了。這是我參與採訪之前,預料不到的事。

和平佔中好像好複雜,好像好學術。但其實,小至一個三十五人的班房,大至七百萬人的城市,我自己親身體會到,只要你用心聽,用心理解,民主精神,也可以實現在你和我的生活裏,就在此時此刻,不必等到二零一七。

本文獲作者同意轉載,原為譚蕙芸、戴耀廷著《對話X佔領》一書的後記,寫於2013年六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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