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的香港?

雷競業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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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香港人拍的電影《十年》,幻想十年後香港生活的一些面相,是少數能走紅的獨立、小本製作電影。它反映了香港人的憂慮,也代表著香港獨立電影的潛能;它的走紅,可以是一種好現像,如果片末的忠告能成為觀眾的鼓勵。

電影有五個故事,反映了五種恐懼:《浮瓜》是對香港政治黑社會化的恐懼、《冬蟬》談的是保育觀念式微、《方言》是廣東話被普通話打壓、《自焚者》是對國安法和強暴政權的控訴、《本地蛋》道出對國民教育和思想控制(包括文字獄)的憂慮。五套短片各有自己的風格,是《十年》有趣和成功處之一,但五個故事都繪畫了一個黑暗的未來香港。

這五種恐懼都是真真實實的存在香港人心中,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有好的理由需要擔憂。我們不必爭拗這些故事會真實發生的或然率,反而要問:為何很多香港人有這樣的夢魘?如果要逐走這些夢魘,有甚麼言和行是今天我們當作的?我們如何能以希望勝過恐懼?

一套電影不是一篇學術論文,也不是百科全書,它有權利只說一面的故事,重要的是,它是否生動有力地反映了生活的某些真實層面,從這角度看,《十年》是一部佳作。

從一個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這套電影的立場明顯的缺乏中立性,片中的大陸人沒有一個是好人,建制派政客、警察和政府官員都只是唯命是從的小人,除了第二個故事《冬蟬》,民主派和本土派的支持者都是英雄人物。這部電影當然不能代表全部香港人的憂慮,一個全面的圖畫或許也應該有(例如)以下的故事:一位警察受不了來自上司和群眾的壓力,結果吞槍自盡;有政客在街頭派港獨的傳單後,收到內地秘密警察送來的現金;有大陸新移民家庭,孩子的口音在學校被人取笑,母親在商場工作時意外地被反水貨的示威者推落樓梯;在連串的警民衝突後,旺角變得門堪籮雀,大叔的小店只好結業,坐火車找在中山的親戚重新建立生活。

我不認為整個香港政府或所有建制派的議員都只是中南海的走狗,但《本地蛋》中的一句話帶出了整部電影的訊息:香港社會已失去了信任。到頭來無論政府做甚麼,總有人以陰謀論(《浮瓜》)解釋。造成今天這種困局,政府有不能推諉的責任,若不正視問題,恐怕只會進一步把香港拖入深淵。政府有嘗試釋疑嗎?例如:為何在各方反對下,仍要強行委任李國章先生作港大校委會主席?就算李先生確是一位學界和行政奇才,但校委會主席有責任團結和平衡大學中不同的利益群體,一位沒有公信力的人,無論他多聰明,又如何能達成團結眾人的使命?李先生又為何仍勉強踏上這個位置?我相信建制派中亦有不少正人君子,但一位隨意誣告別人召妓的吳小丑(我沒有說是哪位姓吳的),就足以破壞整個建制派的形像。政府和建制派有勇氣改變自己、建立人民的信任嗎?

另一方是與政府抗爭的小市民。電影並非真的一面倒擁護抗爭,《自焚者》是唯一有寫實暴力場面的故事,但它沒有鼓吹暴力抗爭,反而道出了抗爭中的種種含糊;赤心的自焚者可能被視為是陰謀論中的被犧牲者,本來政治冷感的大學生卻成為遭警棍對付的暴民。《冬蟬》是五套片中最玄虛的,風格接近五、六十年代的法國新浪潮電影,片中的一對情侶以保存舊日社會的記憶為使命,後來連自己是活人還是標本也弄不清楚,反映了抗爭者的寂寞和掙扎:為甚麼不做個普通人?為甚麼要堅持?

是的,做抗爭者不是一條浪漫的道路,但坐以待斃是更大的悲劇。電影以阿摩司書5: 13b-14作結束:「時勢真惡。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雖然求善不等同抗爭社運,但姑息罪惡肯定是信徒不應作的。

多謝製作這套電影的眾影藝工作者的努力,繪出了明天的惡的影子,現在是觀眾付出的時候了:我可以作甚麼驅走這個陰霾呢?

 

Photo credit: http://bit.ly/1Rfh6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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