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離我們並不遙遠

李泉    中山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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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紀70年代末開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正在經歷一場以自由市場主義原則為指導的深刻的政治經濟變革。在同一時期,中國嘗試利用市場機制來維護和強化國家利益,開始了快速的經濟增長與工業化進程。一方面,國家鼓勵公司、企業、區域之間的激烈競爭,並且接受自由貿易的法則,依賴開放的出口市場,積極建設基礎設施以培育良好商業環境,以圖發展出新的國家干預體系來提升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國家在公共福利供給方面的支出卻一直維持在很低水準,由此引發了民眾收入和財富差距的迅速擴大。更加嚴重的是,流行的市場主義為這些國家內部的階級重構創造了條件,隨著上層階級力量的壯大,他們傾向於擺脫國家權力並對其進行重新調整,使之沿著有利於本集團利益的路線前進。

自由市場主義人士視自由為最高價值,並以此作為論證和評價政治制度的終極標準。概括而言,他們一般持有以下主張:認為國家應該支持牢固的私有產權、法治以及使市場和自由貿易得以自由運轉的制度,這些被視為保障個人自由必要的制度安排。法律規定了市場上的司法個體之間承擔自由協商的契約義務,契約的神聖性和行動自由、言論自由、選擇自由的個體權利必須受到保護,國家必須利用其壟斷的暴力手段不惜一切維護這些自由。與此同時,企業和個體創業精神被看成是創新和財富創造的關鍵,而為了鼓勵技術變革,包括智慧財產權在內的私有產權便需要受到保護。最後,不斷增長的生產力會自然提高每個人的生活水準,根據滴漏效應,貧窮問題能夠通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最終得到解決。

然而,這一系列主張的背後,卻有關於自由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內部對自由主義這一極端版本展開批判,直陳三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首先,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和市場各自獨立,甚至彼此對立,而市場是個沒有公共權力介入並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自足的自由交易體系。但是這一想像忽略了如下事實:即市場在國家之中,是社會基本制度的一部分,市場的遊戲規則,包括私有產權、契約制度,以及作為市場交換媒介的金錢,統統都是由國家制定並以武力加以維繫的。可以說,不是市場,而是國家在支持某一種的產權形式並以武力維持的制度。中國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其實是制度的根本變革。這種轉變絕非自然而然演化而來,而是國家政治意志的直接產物。

第二個想像是以為私有產權是保障自由的必要條件,因此他們主張任何限制私產的政策都是不可接受的。不僅如此,他們還積極主張對國營部門實行私有化改革,並將原先的各種社會服務和產品如醫療、養老、教育等統統開放給市場來進行配置。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他們沒有意識到私有產權制度本身已經包含自由和不自由兩個方面。當一個物品被界定為某個特定個人的私產時,這一方面保障了擁有者支配這個物品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必然限制了其他非擁有者使用它的自由。因此,將公有產權轉變為私有產權的努力,並不必然帶來自由淨值的增加。更有甚者,如果這一過程減少了多數人本來享有的公共物品或服務,毫無疑問,它將帶給整個社會更大的不自由,因而是不正義的。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主要的想像,是認為任何的社會資源再分配都是對自由本身的損害。但是作者指出,在一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中,人們享有財富的多寡會直接影響自由的多寡,所以對財富的分配同時也是對自由的分配。當政府通過徵稅進行財富轉移並提供廣泛的社會福利時,這樣無疑限制了有能力納稅者的部分自由,但與此同時,窮人的自由卻增加了。許多右翼人士只看到前者,卻看不到後者,因此才會誤解再分配必然導致自由淨值的減少。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揭露出,自由市場主義理論真正在意的,與其說是平等和自由,還不如說是私有產權,而後者不僅不會導致前者,反而會在制度上合理化和強化自由的不平等分配。

時至今日,偽善的面具已經成為自由市場主義理論形態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語地鼓吹自由、解放、選擇、權力,為的是掩飾嚴峻的現實——赤裸裸的階級力量的重新佈局。面對這樣的處境,自由主義的思想者如果選擇漠視市場至上論調的存在和威力,便是一種極嚴重的失職了。實際上,對市場自由主義的嚴肅思考和批判,汪暉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了,David Harvey(大衛•哈維)在二千年後也在一系列的作品中不遺餘力地加以強調。但遺憾的是,這些努力在中國思想界並未引起多大的回應。左右兩翼一如即日地展開攻擊和謾駡,既反映出現實的殘酷,又折射出論者的殘暴。

《政治的道德》作者提醒我們:市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公正和美好社會的一種手段。自由主義如果將繼續不計代價地將自己和市場捆綁,並以自由之名反對任何社會分配,結果不但不能回應人民的訴求,還會令自己失去批判性和進步性。正如作者在書中反復重申的,一個公正社會最重要的條件,是確保平等的公民能夠在公平的制度中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實現自己的潛能。那麼市場和國家,就只是實現這個道德目標的手段。自由主義不必教條式地將自己與放任市場捆綁,無視它可能帶來的剝削、異化和不自由,而應將市場放在一個更廣闊的公正社會的框架中來理解其優點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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