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梅頓:“寫作就是去愛”

黃媛媛    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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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就是去愛,它是探究和讚美,是懺悔和上訴。”(《學習》,第102頁)

“他是我想說的全部,直到我不能談論他。”(同上,第3頁)

梅頓(Thomas Merton,1915-1968)不僅是一位嚴規熙篤隱修會的修士,一位靈修大師,一位社會活動參與者,他還是一位作家。成為天主教徒後,他一直面臨作家與信徒身份的張力,但對寫作的認識卻隨著他信仰生命的成熟而成熟,而寫作也一直是他成聖道路的助力。

他父母都是畫家。但母親在他六歲時去世了,父親在他十六歲時病逝。父母的早逝使得原本就承襲了文藝氣質的他變得更加敏感,且有些憤世嫉俗。十四歲時的他就對英國文學懷有極濃厚的興趣,他不僅涉獵經典,還寫詩,寫小說,夢想著自己的小說有一天能在紐約最好的出版社出版。他二十四歲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在那裡教授英國文學,並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紐約先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寫書評,進修院前已經寫完三本小說,一本日記集和一本詩集。(參,《七重山》)進修院後“他更是大量寫作,至少寫了35本書和大量文章。”(《遇見》,第57頁)

雖然很小的時候在貴格會受了洗禮,但他真正進入基督的信仰大概要在成為天主教徒之後。他在修讀法國中世紀文學時,寫了一篇課程論文《聖母院的游吟詩人》,那時他開始被天主教文化吸引。而喬伊絲的《青年藝術家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使他對修士生活心生嚮往。他在以自己為主角的小說《我與蓋世太保的爭論》中問道:“什麼是和平?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愛?我們為這些做好了準備嗎?”他更要問的是:“在這個紛擾嘈雜的世界上,我的位置在哪裡?”(《遇見》,第56頁)最後這個問題把他帶入了修道院。

可以說幾乎一輩子,他一直都在面對寫作和信仰之間的張力。這種掙扎在他成為修士的1941年尤為劇烈。2月2日,他還未入修院,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不知道哪些寫作可以真正稱作我的寫作,也不知道我的禱告我的行事哪些來自我自己的意志。…這一切難以捉摸,當我把它們寫下來,我開始有了更好的理解。”(《學習》,第47頁)然而,過了不久,當他拜訪完修院面對是否要成為一位修士時,他的內心似乎失去了方向,他寫道:“我懷疑我是否已學會了為謙虛祈禱。我只渴望一件事:愛天主……跟隨他的旨意……這是否意味著有一天我會在這修道院內做修士呢?”(《遇見》,第22頁)這時,他甚至嘲笑自己對文學的興趣:“我為所有我在十七至二十歲期間讀過的小說感到驚奇……勞倫斯、伍爾芙、海明威、巴爾扎克、福樓拜……我讀過太多小說了,我不想再讀下去了。而且,我認為無論如何小說是一種劣等的藝術形式。”(《遇見》,第22-23頁)不過,他並沒有放棄寫作及對文學(包括小說)的興趣,因為隨後他很快就開始找到了一種嶄新的語言。4月7日,在去往修院的路上,面對自己剛寫完的小說,他說:“我應該撕掉這本書上所有的東西,及所有其它我寫過的東西,並從此處再開始。”(《遇見》,第22頁)他又說:“除了愛的語言,沒有任何一種語言能說出我要說的這些;而在那兒,他將教會我如何像一個孩子和一個聖人那樣使用那種語言。他是我想說的全部,直到我不能談論他。” (《學習》,第3頁)梅頓說的“他”是指耶穌。

進入修道院後,經歷了獨處的生活,梅頓對默觀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對自己作為作家的願景也變了,默觀給予他寫作的力量和新的視角。“寫作成為他通往真正靜默和獨處的入口,而非阻礙。而寫作事實上已成為他成聖的唯一途徑。”他寫到:“如果我要成為一位聖人,我也必須把自己成為怎樣的人記錄下來……以最單純、最真誠的方式,毫無掩飾地寫下我自己。”(《遇見》,第62頁)他在默觀中面對神,也發現自己對寫作的恐懼,反而在信仰的道路上更加堅定:“但也許我所怕的是我寫的東西被拒絕。…若天主要我寫作,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寫作…但前往苦修會是興奮的,它使我充滿敬畏與渴望。我一再回到這個思想:“撇下一切所有!”(《遇見》,第62頁)

過了八年,他意識到寫作在他的生命中絕不再是他靈魂成全的障礙,而是成全所仰賴的條件。他對書寫的方式和使命愈加明確:“必須把我的樣子寫在紙上。這聽起來或許簡單,但絕不是一個容易的使命。要盡我所能做好一個修道士,要堅持我自己,並把它寫下來,即完全質樸、誠實地把自己記錄在紙上,不隱藏一絲一毫,不混淆任何問題: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自身充斥了幻想和對外在事物的依戀。這些不得不一併放下,但不得有誇大、重複,和無用的強調。做到直白而不枯燥,如同背負一個十字架。雖然不引人注目或痛苦,可它需要一種高過我們自身秉性的誠實。這必須來自聖靈。”(《學習》,第246頁)

又過了七年,類似的張力再次來臨,他借小說家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的口說:“一個小說家能成為聖徒嗎?一個小說家能拯救他的靈魂嗎?但或許他靈魂的得救,甚至他的成聖,恰恰依賴這個角色。‘他若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就要先丟了它。’”(《學習》,第237頁)兩年後,他更進一步看到:“我不想像被強迫症驅趕著一樣寫作,我要自由地寫作,因為我是一個作家,寫作對於我就是思考和生活,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也是禱告。……需要做的只是榮耀神,通過接受他的禮物和他的作品榮耀他。” (《學習》,第270頁)不過,甚至在1965年,他仍要一再面對這種張力。他對自己說要放下一切自我形象設定:“看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被裡頭的瘋子聖西門所感動,發現自己更深的恐懼是放下自己做一個基督徒、一個作家甚至做自己的自我意識。他決心要放下。(《學習》,第220頁)

同年,他在神學上的思考更加成熟了,他認為“人受造的本身是啟示的開始。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幷向人顯現,人因此成為他對人所說的話。人的受造本身即代表與他結合的使命,並且,若人一直誠實純全,人的生命和周圍的世界必定會訴說他,訴說人的呼喚。…神在基督裡成為人。通過成為與我一樣的人,他把自己與我連在一起,使我成為他的顯現…我是他在我身上的使命,以及借著我在所有人身上的使命。”(《學習》,第220頁)

這種神學觀讓他更透徹地看待寫作,寫作成了他去接近生命、去愛,去還債的方式:“對我而言,寫作可以說是或接近於生命本身單純的工作:通過創造性的思考和領悟,幫助生命本身在我裡面成長,使之成為實有,或通過智力、行動和愛為它找到位置。因為寫作就是去愛,它是探究和讚美,是懺悔和上訴。愛需要見證,不是為了使自己確信自己的存在(“我寫,故我在”),而是為了償還我對生命、對生命、對世界、對他人的負債。我要用敞開的心大聲地講出來,講那些對我真正有意義的事。我寫過的糟糕的作品完全是一己專斷,不是斷言必須如此,就是宣示懲罰。糟糕是因為缺少愛,而好的作品恰恰是由於裡面充滿愛。最好的素材就是直白的懺悔和見證。” (《學習》,第102頁)

就是這樣,作家梅頓在神在人在自己面前赤露敞開,在他的作品中,無論是日記、靈修小品還是文學創作,我們都能感受到他的心跳,他的氣息,他靈魂的律動,他為愛寫作的痕跡。現在我們來感受一下,讀一首他為1943年因戰爭葬身大海的唯一親弟所寫的詩:

好弟弟,若我無法成眠,
我的雙眼是你墳上的花朵;
若我咽不下麵包,
我的齋戒將在你喪生之處如楊柳般生長。
火熱中,我若無緣覓水止渴,
我的渴將化為水泉,獻給你這可憐的旅者。
在哪個戰火彌漫的荒涼國度
躺著你可憐的身軀,迷失,死去?
在哪個災難的鄉土
你不快樂的魂兒迷了路?
來,在我的勞苦中安息,
在我的悲傷裡枕放你的頭,
不妨拿走我的生命,
我的鮮血,
替你自己買張好點的床——
或取走我一口氣,拿我的死
替你自己買來較安逸的長眠。
戰爭中人人中彈,
旗幟倒地蒙塵,
我的、你的十字架仍要告訴人們,
基督為我倆死在我們的十字架上。
在你四月失事的殘骸裡,躺著被殺戮的基督,
基督在我青春之泉的廢墟中哭泣:
他的眼淚似金錢般
滴入你虛弱無依的手裡,
贖你回歸故里;
祂沉默的眼淚落下,
如鈴聲墜落你客地的墳上。
聽啊,來吧:鐘聲呼喊你回家。
(《七重山》,第488-4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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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文中所引用的中文書籍,出自 :
梅頓(Thomas Merton):《學習一門愛的語言》(A Year with Thomas Merton,簡稱《學習》)
盧雲(Henri J. M. Nouwen): 《遇見梅頓》(Encounters with Merton:Spiritual Reflections,簡稱《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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