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連儂牆》看教育子女

黃國維    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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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歲少女因在《連儂牆》畫花被判離開父親暫入女童院的事,表面上只涉及犯法及懲罰等法律問題。然而熟悉「兒童保護令」運作的《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指出該少女過往未有任何不法行為,她父親也願意接她回家,但警方仍申請保護令,明顯是濫用程序,殺一警百,藉著奪去兒女來威脅父母,逼他們用政權認可的方法去教育子女,製造白色恐佈。[1] 因此《連儂牆》一事不單是判刑的問題,更涉及父母教育下一代的權利。換句話說,政權已取代父母成為教育下一代的最高權威。

教育下一代是每個社會的重要議題,否則社會的傳統不能延續,所以沒有任何對社會有承擔的成年人會放棄年青人。而誰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也是討論的重點。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要為城邦培育優秀的公民,但父母未必有這能力,加上由父母照顧自己的子女會造成世襲,損害社會公平,所以社會應從父母接管所有嬰兒,把他們集中在一起培育。若可行,父母和子女間最好互不認識。柏拉圖從政治上的好處開始,得出社會要接管嬰兒的結論,可見人倫和家庭倫理往往與政治不能分割。

然而基督教信仰反對柏拉圖這「集中」形式的教育。在教育下一代這政治議題上,基督教有明確的立場。舊約律法把教育下一代的責任交給父母(申6:7、11:19),亦要求子女要孝敬父母(出20:12、利19:3、申5:16),可見教育下一代是家庭的事,不是國家的事。在新約中的「家庭法典」(弗5:21–6:9、西3:18–4:1)更把神對家庭的心意道出:夫妻要彼此相愛和彼此順服,子女要尊敬聽從父母,父母要教導及養育子女,在家庭中沒有血源關係的成員亦要按公義和慈愛彼此相待。更重要的,是新約把末後群體的樣式介紹給我們:在新天新地,人類同住在新耶路撒冷這城市中,同是基督的新婦,因基督的緣故彼此成為弟兄姊妹。到那日,建立在階級和權利之上的政權將要消失,取而代之是平等和愛的家。所以「家」是永恆的,「政權」卻是暫時的。這樣,在群體的相處和培育下一代的事情上,「政權」絕不能取代「家」的位置。

所以教育兒女是家庭的事,是父母的天職,與「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等價值觀同屬神在創世時定下的秩序。這不是說父母不應送子女上學,也不代表男女童院不應存在。只是神明確地要求父母要擔起養育未成年兒女的責任,子女接受怎樣的教育、讀甚麼學校,亦應由父母決定,不應由旁人或政府代勞。惟有當父母不在或失職時,社會才應負起教育他們的子女之責任。然而政府的角色只是補救,不是主導。在《連儂牆》的事,政權因政治目的已違反了神對家庭的心意,僭越了它應有的角色,把少女從一向盡責養育她的父親那裡奪去。

我們的城市正面對家庭倫理的威脅,所以教會必須作世上的明燈,起來指出政府的錯。不單在《連儂牆》之事上應呼籲政府把少女的教育權交還她父親,更要積極監察政權,不讓它繼續破壞神命定的家庭秩序,損害美善的人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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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警方濫用程序 製造白色恐怖〉。http://www.hkswgu.org.hk/node/685(2015年1月1日存取)。
Photo credit:《蘋果日報》12月24日);Jack P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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