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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偉亨    神學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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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廣州十三行(1842年以前外國商船及傳教士只被允許在中國的澳門及廣州十三行活動)

十九世紀,毫無疑問是基督教偉大的宣教時代,基督的福音藉宣教士抵涉亞洲非洲,然而,在宣教士的桑梓歐洲,這世紀卻也是無神論最波瀾壯闊地宏揚的日子,孔德、費爾巴克、馬克思、達爾文、尼釆、佛洛依德等的思想到今天仍然鑄刻著每個現代人的心靈。這是西方現代化的世紀,這也是西方世俗化的年代,現代化與世俗化兩者彷彿是同義詞,難怪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將現代化視為「去魅化」﹣去除一切靈魅、非理性的東西,這就是現代的精神。對不少人而言,靈魅與宗教是一體的兩面,去除靈魅也正是宗教消亡的判語,一個沒有宗教的世界將指日可待。在這過渡時期,信仰的論說只能是私人的,宗教不能進入公共領域,也就是所謂政教分離的宣稱,西方社會的世俗化是四世紀以後基督教統治歐洲以來教會面對最大的挑戰。

當西方的宣教士在十九世紀躬身來華傳道時,他可以暫忘家鄉的烽煙,因為擺在他面前有著另一難題﹣一個岳峙中土兩千載的華夏文化傳統。孔孟老釋,沉浸醲郁,恢宏深厚,何求於蠻夷之糟粕?然而,隨著東西方文化全方位的碰觸,在與西方器物制度的交鋒中,大清皇朝百戰百挫,國人那種悻悻自信,終於瓦解而走,土崩而下,轉而向西方尋索現代中國之路。當中國的仕子開始改變對西方的態度時,在華的宣教士自然樂於擔當代理人的角色,引介西方文化往中國:林樂知的萬國公報、李提摩太的廣學會、利雅各的助手王韜的循環日報等,對晚清的改革思潮,影響深遠。然而,隨著愈多的國人親炙於西方黌宫學苑,他們對現代化的理解便再不囿限於宣教士的詮釋,尤有進者,中國不少的精英甚而擁抱西方世俗甚至敵視基督教的思想以為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據,如留美的胡適傳播自由主義、留法的周恩來鄧小平獻身於共產理想;上世紀初二十年代在中國的非基督教運動、玄學與科學之爭,亦可以在這一歴史脈絡下理解。

戰後的香港教會也是在這種社會文化環境中建構自身。香港教會信息的宣講,不自覺地本於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世俗化對教會的衝擊作為前題,進而努力回答這種對信仰的問難:如何證明神的存在?福音與科學並不衝突!如何證明耶穌真箇復活?聖經中的記載絕無謬誤!舊約的預言在新約中已一一應驗了!放下理性、高擧信心!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從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主題中可知,整個福音信息靈性向度的前設,是極其護教性的,是裝備信徒回應未信者理性的挑戰。無論我們護教的理據如何拙劣、我們的邏輯如何左右支絀,信徒牧者仍然一以貫之地努力,盡其所能「理性地證明」信仰的真確性,彷彿非此不足以導人歸入基督信仰。是在這個意義上,香港教會覆蹈著西方特別是福音派教會的軌轍。然而,在我們傳揚信息以先,我們必須先行詰問:我們宣講的對象,是否正在垂詢我們設定的問題?廿一世紀中國香港的社會思潮,是怎樣與十九二十世紀的西方社群迥然有別?

社會學家告訴我們,二十世紀末的一個最重要的全球現象,是宗教的回歸。宗教並未如世紀初前衛的學者所預言,隨著現代化的開展而消亡;反之,它在普世社會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不單在經濟發展滯後的國家,就是那些所謂「先進」的現代社會,宗教信仰也是極其生意盎然,抖擻煥發 。在不少的社群,宗教信仰與現代生活雖不至於如膠如漆,但肯定絕非冰炭不洽,簡而言之,現代化並不必然去宗教化。以香港教會為例,基督信仰並不與現代生活枘圓鑿方,恰恰相反,她最為人所詬病者,是教會退守於四壁之內,未有參與公共社會的事務,承擔建構公義仁愛社會的責任,只關心自己的教堂被拆,卻不理別人的家園被毁。廿一世紀的社會思潮,並不必然視宗教與理性互不相容,對當代人而言,信仰的重點並不在於「理性地證明」為真,宗教的價值是在於提供一個足以對應現代生活的靈性型態。這種靈性型態對現代生活的適切性,一方面取決於我們對現代化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視乎我們對基督信仰核心的把握。沒有對二者深入的透析,我們能夠提供的答案,或是堅持信仰所謂的正統性而讓其與塵世無涉,這正是華人教會過去的偏差,又或是亟亟討好現代社會而失卻信仰的內涵,這卻是香港教會當下的試探;如何允執厥中,是信徒中的專業人士與神學工作者未來共同努力的方向。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是普世社會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件,世界的政治格局亦因此而重塑。從歴史的角度,中國的崛起改變了明代中葉以來華夏文明往下墮陷的勢頭,同時期的西方,則歴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從而奠定現代世界的領導地位。「歴史的鐘擺是否自廿一世紀始又重新轉向中華民族」這問題,並不是一個神學工作者所最關心的,教會需要注意者,是國人對傳統中國文化信心的重拾。丹鳥浴火重生,展示著中國傳統文化自我更新的能力,我們也因此再次面對早期來華宣教士必須回答的難題。在固有的儒釋道中,中國的騷人墨客已經找到靈魂棲息之所,為甚麼還要問道於與我們心性迥絕的基督宗教?山林的志趣田園的牧歌,恬淡悠然,鷗在空中飛詩在心中流,捨形而悅影,不黏不滯,大化周流,為甚麼還要仰望那十字架上受苦的人子?教會若不能有效地回答國人這樣的質詢,恐怕在可見的將來,基督教只能夠繼續徘徊於華人社群的邊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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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遜(Robert Morrison)翻譯的新約聖經(1817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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