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神論的完成

伍偉亨    神學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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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子跳到他們中間,以凌厲刺人的目光望著他們大聲叫道:「神在那裏?讓我告訴你吧!我們——你跟我——把祂殺了。我們都是謀殺祂的兇手。可是我們怎樣幹這事呢?我們怎能喝光海洋的水?誰給我們海綿可以抹掉地平線呢?當我們把地球和太陽的聯繫解開,我們到底幹的是甚麼?現在它住那裏去?我們又往那裏去呢?離開所有的太陽?我們不是不斷在下墜嗎?向後、向邊、向前、向各個不同方向漂流嗎?還可以分出甚麼是上下嗎?我們不是漂向無盡的虛無嗎?我們不是感到虛空的呼氣嗎?不是越來越冷,黑夜不斷的逼近我們嗎?我們不是在早晨也要點着燈嗎?...神已經死了,神仍然是死的。我們把祂殺了...這世界上最神聖的,最有權力的在我們刀下流盡血而死:誰會把我們身上的血跡抹乾淨呢?」
                                                                                                                      尼釆:《快樂科學III, 125》

德哲學家洛維特(Karl Löwith)曾對西方世俗化的發展鐵口直斷:「尼釆的宗教批判是無神論的完成」。尼釆思想的重要性,今天大抵毋庸置疑,但洛維特的判語,卻仍是惹人覃思:到底是在甚麼的意義上,尼釆「上帝已死」的宣告可以理解為現代無神論的完成呢?難道十九世紀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投射論」或馬克思的「人民鴉片說」真箇方斯蔑如?二十世紀佛洛依德的「幻相壓抑論」又或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先於本質觀」確是莫之能儔?

十九世紀的歐洲,無神論思想方興日盛,基督教的聖經及其對世界的解說卻反之備受攻擊,時代的先進當然額手稱慶,但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卻開始面對極其棘手的難題:兩千年以來,西方的宗教與道德二者結為一體,若放棄了基督教的上帝,賴之作基礎的道德價值卻可以如何自存?一個社會,可以沒有上帝,但也可以沒有道德嗎?有識之士漸始明白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領袖伏爾泰(Voltaire)的忠告:「若然沒有上帝,我們便必須創造祂,我渴望我的律師、裁縫、僕人甚至我的妻子信奉上帝,如此,我才會少受劫掠、也少點兒戴綠帽子。」

尼采

尼采

對傳統綱常倫紀的秉持,讓不少人對教會縱然不滿,卻也未有轉向世俗的無神論。為此,十九世紀西方主要的宗教批判者均視重置道德的基礎為己任,例如右翼的實證主義者孔德(Auguste Comte)及左翼黑格爾陣營的費爾巴克,思想北轍南轅,但均擁戴博愛主義(altruism),泛愛人類,呼籲以普世人類替代上帝作為新社會的道德基石,「神是愛」變易為「人是愛」。篤信科學的孔德晚年更創設「人道宗教」,將上帝從祭壇上趕下來,改奉普世人類為至高的「主」,是信徒奉獻委身甚至頂禮膜拜的對象,其餘種種則簡單直截剽襲天主教,擬就「人道宗教」的禮儀、年暦及聖人等等。

然而,時代的先知,卻首先出現於俄羅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長空烈焰,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用文學的筆鋒,勾勒了整個時代的靈魂;伏爾泰的忠告中隱匿不為人在意的精魄,在杜氏的小說中,得以真身映顯:「一切均是容許的,若然上帝不存在。」當時代的精英,僅僅滿足於新瓶舊酒,拒斥上帝,卻死命擁抱基督教的倫理典訓,杜斯妥也夫斯基卻以小說«罪與罰»及«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直叩一個為時人所輕忽卻更為核心的問題:沒有上帝的新世界將會是怎樣?尼釆繼踵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探問,在哲學上為「上帝已死」這宣告鉤深發微。沒有了太陽,我們還可以怎樣區分上下西東?上帝既已死亡,傳統的仁愛道德等價值怎麼還可以證立?沒有上帝,為甚麼不可以將愛也扔掉?將「神是愛」易轍為「人是愛」,不過是孩提稚嫩的行為,只有及齡的人﹣啟蒙的精神﹣才無所畏葸,一以貫之沒有上帝的信念。故尼釆倡言重估一切的價值,而他的超人(Übermensch),才是新世界價值的奠基者。如此,爭論上帝能否創造一塊祂不能擧起的石頭,頂多是無神論的入門。真正的無神論,不在於主詞(subject),而是在於謂語(predicate);真正的無神論,不在於邏輯上是否能證明上帝的存在,而是沒有上帝,將會帶出一個怎樣的價值世界——一個再不能依附基督信仰價值的新天新地!是在這個意義上,洛維特理解尼釆的宗教批判才是無神論的最終完成。也是這個原因,我認為上面所徵引尼釆在«快樂科學»的文字,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宣告,強如馬克思的«資本論»或佛洛依德的«夢的解析»亦難望其項背。

二十世紀不少世俗的人文主義者,對尼釆的教晦茫然不解,雖對基督教切齒拊心,進而拒斥外在的客觀道德法則,卻又渴想為現代仁愛留一席位,於是努力在人實然的自利與應然的捨己中間謀取平衡,絮絮叨叨,最終道理說得語無論次。直至法國的沙特出,方始重召尼釆的幽魂,不再自困於任何「外在」倫理的規範,「存在先於本質」,沒有所謂客觀的本質外加於己身,一切都是自己存在地決定,人只要為這自由的決定付上責任便可。沙特的哲學,體現現代自由觀極致的想像,但他個人的倫理訓導,卻是對世俗人文主義倫理觀無情的嘲弄;再沒有「人是愛」了,反之,沙特宣告:「人群是地獄」(hell is other people)。

將現代基督教與世俗社會的爭論,置於西方這近現代思想交鋒的脈絡,讓我們較容易對其窮源竟委。過去百載,不少世俗的人文主義者,猶抱琵琶半遮面,聽不進尼釆的教晦,近這二三十年,我們時代的先進才開始躬身蹈行尼釆的教晦,敢於顛覆傳統中那怕是最核心的價值,甚麼多元婚姻的提倡、兒童安樂死的立法,不過是對尼釆「上帝已死」這宣告的實踐而已;沒有上帝、沒有任何外在的天道人倫,一切只是人的意志人的慾念!一切都可以容許!今天,不少自命前衛的「基督徒」對尼釆的教晦亦復置若罔聞。若然十九世紀的世俗人文主義者失之於膽怯,新瓶舊酒,以基督信仰的價值蒙混過關;則那些現代前衛的「基督徒」則失之於詐偽, 新酒舊瓶, 將不少以摒棄上帝為前題的現代價值,硬要說成是基督信仰所擁抱,口中認信上帝,心實嚮往沒有上帝的價值天地,故此只能詐偽。尼釆要重估一切的價值,但他仍然視「真誠」為超人的劭德,開誠布公,一以貫之心中的信念,為此,尼釆縱然是現代基督信仰最頑強的思想對手,卻更值得基督徒所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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